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兵是在荷马时代“polis”军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风时代，随着城邦的确立、公民身份制度的完善以及重装步兵方阵的广泛使用，公民兵制度逐渐形成。此时的公民兵制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人们过于重视重装步兵方阵而忽视了其它兵种，同时公民兵的相关制度尚未齐备，也难以保障公民兵制顺利实施。希波战争的爆发，为公民兵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战场上，希腊人得以近距离接触其他文明先进的军事技术，胜利更增强了他们对自身城邦体制和公民兵部队的信心。战后，希腊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邦间关系的演变，成为公民兵制发展的促进力量。在希波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希腊城邦的公民兵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军队结构体系还是相关制度都有所完善。在希腊本土，公民兵已经取代雇佣兵和私人武装，成为城邦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力量。　　从整体上看，希腊城邦的公民兵制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士兵来自本邦公民;士兵战时临时征召，军队并非常备军;士兵自备武器、装备。不过，由于各邦的政治体制及公民权利、义务的不同，基于公民身份和城邦具体条件之上的公民兵制也有所差异。在雅典，公民兵表现出了如下特征:拥有希腊城邦世界最为齐备的兵种结构;用经济因素刺激本为义务性质的公民兵制的发展;军队中存在很多非公民士兵;公民加入不同兵种的标准也比较模糊。在斯巴达，由于经历了公元前6世纪的社会大变革，军事成为城邦制度的核心，公民兵制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其它城邦不同的特征:所有公民都是重装步兵;军队是常备军;士兵的武器、装备可能由城邦统一提供;公民兵的重心在于镇压城邦内部的希洛人，维护斯巴达人的统治。　　公民兵制的实施，对城邦和个人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城邦来说，公民兵制为城邦提供了抵抗来自内外敌对势力的手段。而诸如人口规模、领土面积等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邦公民兵部队的发展程度;在城邦政治方面，城邦中的阶层分化在公民兵部队中也有所体现，导致公民兵内部不同兵种间存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平时，公民兵制对于城邦政治的影响可能是长久的、潜移默化的。但一旦发生党争导致矛盾激化，公民兵的参与便可能导致城邦政体的剧烈动荡。在经济上，公民兵是公民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的保障，并可能成为城邦获得外部资源的手段，同时，城邦的经济状况也会在军事活动的时间、范围以及部队建设方面制约公民兵的运用。　　对公民个人来说，公民兵制同样意义非凡。一方面，担任公民兵不但是一个人拥有公民身份的体现，更反映了他在城邦中的社会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公民兵义务的履行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严重影响，不但耽误他的生计活动，给他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他的家人也会因为他的军役而受到牵连。甚至到了老年，古希腊人依然无法摆脱军役的负担。因此，一部分公民便会产生厌恶情绪，并尝试通过各种手段来规避自己的军事义务。比如在公民大会上反对战争，在某些时候还会选择利用雇佣兵代替自己从事军事活动，这也使得公民个人与城邦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　　因为公民兵制与城邦政治、经济事务联系的紧密，因此当社会因素发生变化时，公民兵制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希腊城邦的政治、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得希腊世界发生了城邦危机，公民兵制的发展也因此停滞，并呈现出衰落之势。战后一个阶段，随着城邦政治的再次稳固、经济的恢复以及众多城邦根据军事需要对公民兵进行“职业化”的改良，公民兵制又恢复了活力与生机。但是，公民兵制的发展始终受到城邦体制的限制，因此在军事上无法抵挡吸收了希腊城邦公民兵长处的马其顿军队的进攻。随着希腊城邦沦为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王国的附庸，城邦公民兵制的实施也难以维持，并最终被吸纳入希腊化王国的军事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