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内容无比丰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担负着延续原作生命和传承原作思想的重任。译者风格可以赋予译作鲜明的个性,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语料库的运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得对不同译者个性化、规律性语言的量化考察成为可能。本文首先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宏观背景切入,简述译者风格相关思想,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爬梳,全面、客观地展示了译者风格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学研究、《尚书》在西方传播以及《尚书》英译研究进行述评。语料库翻译学为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研究增加了新的范式,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十分必要,将有助于对《尚书》及其英译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尚书》译学研究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创建了《尚书》多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比较复杂,选取了《尚书》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理雅各、高本汉、彭马田和杜瑞清)的典型译本为语料,对语料进行输入、整理、划分、标注、对齐、检索设置等操作,尤其是对语料逐字逐句校对,进行文本格式噪音处理,保证了语料的准确性,句级对齐的中英文语料能够自动呈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应关系。该平行语料库的建成将为更好地开展《尚书》英译研究提供实物平台,增强了《尚书》英译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基于已建成的《尚书》汉英文平行语料库,本文运用语料库工具软件对比分析了四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主要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词频方面,与英语翻译语料库前十词相比较,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和杜瑞清译本(简称杜译)有六词相同,高本汉译本(简称高译)和彭马田译本(简称彭译)有七词相同。在形符数量方面,理译最高,其次分别为高译和杜译,彭译最低,四个译本都比源语文本冗长,有趋向显化之特征。杜译的标准类符/形符比最高,词汇使用最为多样和丰富。理译本的词汇密度最低,显化特征最为明显。理译、高译和彭译的平均词长非常相近,接近于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平均词长,而杜译平均词长最长,词汇使用相对较难。四译本主题词均凸显了原文的主题思想。(2)从平均句长看,理译的平均句长最长,而彭译最短,杜译、彭译体现了源语特征,而理译和高译明显趋于易懂,强调信息表达;高译和理译句子长短变化更大,句子长短结构上更加多样化。句段长方面,高译和理译更擅长断句,语言凝练,更易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在问句和感叹句使用上,理译数量远多于其他三位译者,再现原文中人物的情感和态度,同时生动展现了人物各自形象。理译本形合度最高,更具规范性和复杂性,杜译本形合度则最低,功能词数量不如其他三位英语母语译者使用得多,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3)语篇可读性方面,四译本的语篇阅读和理解难度均未低于英语普通文本,未表现出简化特征;相比之下,彭译更具可读性、更简单易懂。语篇功能方面,四译本均遵循《尚书》原文所采用的主位结构,尽量再现原文的信息推进模式;相比而言,理译和彭译在与原文保持意义对等的基础上,则更倾向于适当调整句子信息组织结构和措词,并使用了其他衔接手段来加强语篇连贯。理译的连接词总体数量最多,虽然彭译的连词总数最少,但具有类型多样、灵活多变的特色。理译和高译更注重译文的篇章衔接与连贯,运用更多的连接手段显现出原文中隐性的逻辑关系,比较符合英文的谋篇习惯。在显性的篇章连接词传递上,四位译者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四译本中使用最常用的连接词类型是表增补的连接词,以体现英语语篇衔接力,凸显连贯。基于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尚书》译本非语言微观翻译特征,主要包括对各译本的成语、隐喻、周公人物形象以及文化高频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进行定性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理雅各和高本汉在翻译成语时,秉承忠实源语的翻译思想,更多采用直译法,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播,保持原作形貌,注重原文内容和风格的传递。高译将成语部分译成英语习语,数量最多,而且注重保留原文的修辞形式。彭马田采用意译的比例在四译本中最高,彭译语言逻辑连贯、流利顺畅,多数情况下不完全拘泥于字面,在译文中传达成语的蕴涵意义。杜瑞清的手法和风格界于前两类之间,兼顾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方法上突出直译为主,适度采用意译、省译等方法,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2)《尚书》隐喻英译以直译为主,译者有意保留原作隐喻的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尽量忠实地再现原语的独特文化内容,以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四个译本中,高译的风格更加注重直译,力求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再现源语独特的文化要素;彭译偏重意译与转换,去除文化间的陌生感,增强译文的可读性。(3)在重塑周公人物形象方面,1)理译和高译把原文中的“曰”全部翻译为隐式报道动词,彭译和杜译的表述更加丰富,更多借助语义明晰的报道动词来显化原文语境中隐含的语义内容。2)理译和高译对“曰”的翻译并无语境和阶层变化,呈模式化特征,而彭译和杜译明示原文语境内涵,凸显周公话语对象的阶层差别,准确呈现出周公与交际对象之间的“距离”及“尊敬”程度。3)四位译者均倾向于使用直接引语“原原本本”地记录周公话语,保留其各种特征,准确地保留周公原话的风格和表达力。4)四译本对《尚书》的周公人物动作特征翻译,基本上是对原文字面之义的对应;理译更加明示了周公动作的文化信息和概念信息,杜译用显化动词意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再现周公忠心耿耿、坚毅英武形象。(4)在文化协调策略框架下,理氏、高氏翻译文化高频词“帝”时,注重功能对等,用译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取代源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杜氏与彭氏则注重文化对等,尽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内涵。为了实现目的语文化层面的语境顺应,四位译者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尽可能地采用西方人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来翻译“德”。三位西方译家对原文中无标记之“德”基本理解为抽象意义的“美德”,大都采用直译,将载有文化特有概念的“德”直接转换成英语“virtue”,而杜氏在贴近原文语义的基础上,相对灵活采用保留原语文化的“变译”,努力再现源语高频词的文化意象,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翻译文本特征和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对《尚书》四译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数据统计、例句对比和归纳分析,这些统计结果揭示了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从整体印象来看,理雅各译本直译为主、译笔严谨、显化易懂、形神兼备;高本汉译本忠实原作、措辞通顺、追求字对句应、保持原作形貌;彭马田译本意译明显、传神达意、简洁流畅、灵活圆通;杜瑞清译本词汇丰富、人物生动、文化会通。翻译风格差异主要是与历史文化背景、翻译动机目的、译者身份素养有关,四位译者有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共同动机,尽管历史文化背景各异,译者身份素养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均以促进中西交流为己任,以忠实于原著为标准,来传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尚书》的域外译介是中国文化传播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本文借助语料库技术辅助作用,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尚书》多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译者风格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翻译研究新路径,并为其他典籍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