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改土归流”之后,为重聚族群认同,维持社会秩序,聚居在湘黔桂三省交界处的侗民族“共同体”,创造了一种新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侗戏是新的公共产品,侗戏班则是负责生产和供给的新组织。为保障有效供给,侗戏班建构了新的族群权威(以戏师为中心)、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基于戏班成员),以及新的公共产品分配机制(如“月也戏”与跨寨授戏等)。在晚近与新中国成立的两个社会变革时期,侗戏班供给模式又经历了两次变迁,继续化解区域风险之余,又积极参与了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建构。总之,侗戏班既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组织,但它也是一种极具政治智慧的非正式制度。迄今,进城的侗族农民工,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均的格局下,重新复制了侗戏班的供给策略。这一现象既折射出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困境和路径依赖,也彰显出相关政府在建构农民工主体性身份和供给公共产品上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