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钱大昕治元史之力作《元史氏族表》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史源、学术评价三个层次进行研究,主要有三点预期:一是通过校勘得到一个较好的整理本,二是考订《氏族表》的史源,三是评价《氏族表》的时代局限与当代价值。本文写作的难点,一是如何在乾嘉时期的历史语境下考察《氏族表》的写作及成书,二是站在今日学术发展的角度对《氏族表》进行评价。鉴于此,需要综合运用文献学、史源学和元史研究的知识和方法。在篇章结构上,本文分为绪论、上篇、下篇三部分。上篇的三个核心议题及结论如下:一是《氏族表》的写作背景与成书研究。首先是写作背景,元代之后的汉族知识分子对元代蒙古、色目群体的认知存在种种不足,《氏族表》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奠系世,辨昭穆”,理清治元史的障碍;由于受到时代限制,钱氏本人对元代非汉族群的认知,也不能完全跳出汉式宗法制的框架。其次是成书研究,《氏族表》的成书时间,学界普遍依据黄钟识语认为成书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笔者结合钱大昕年谱及重要史料获取时间考订得出,嘉庆三年（1798）是《氏族表》文本状态最接近刊本的时间,因此将这一时间视为《氏族表》的成书时间。二是《氏族表》的史源及《氏族表》与钱氏其他著作的关联。通过“因其人所读之书而读之”的办法,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氏族表》的写作路线图。《氏族表》所引文献,正史、别史、政书、游记、笔记、诗文集计四十余种,金石文献近二十种;而文献的版本种类,对《氏族表》的写作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同时,钱大昕的多部作品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钱氏在撰写《氏族表》时并非不注出处,而是将大量出处放在了《廿二史考异》等札记体作品中。三是从文献学、民族史学以及当代学术进步的多重视野,历史地回视《氏族表》的成就与不足。文献学方面,通过本校、他校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共得到校勘记七十余条。民族史学方面,比较了陶宗仪与钱大昕对元代非汉族群的认知,认为陶宗仪“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只是对元代蒙古、色目群体之下的若干氏族进行了铺叙,对各氏族之间的层级关系并不清楚,呈现出“平面化”的色彩;而钱大昕借助《元朝秘史》,初步认识到构成“蒙古”的不同氏族是存在亲疏关系的。当代学术进步方面,在域外史料与现代民族学、历史比较语言学传入我国之前,传统史料对漠北、西域之地记载存在先天不足,导致以此为基础的传统史学在元史研究上难以取得突破。域外史料、民族学、语言学知识的传入,新见碑刻的发现,极大推动了元史研究的发展。结论部分,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为《氏族表》撰写了一则文献题录,并对钱氏治史门径及乾嘉史学对治元史的启示进行了思考。以今日的学术眼光来看,《氏族表》虽然未全数搜罗蒙古、色目家族,部分同名异译的部族也未能完全勘同,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之力为之,在体例、内容和考订的精确度而言都具有开创意义。下篇“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校注”以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刊本为底本,嘉庆十一年（1806）黄钟刊本为主校本,光绪二十年（1894）广东广雅书局丛书本为参校本,对《氏族表》进行了整理点校。同时对《氏族表》所列近三百个元代蒙古、色目及部族无考的家族世系的史源进行了一一考订,辅之以当代重要研究成果。下篇是本文工作量投入最大、也是最基础的部分,上篇的专题研究是从校注中总结、发展而来,考虑到阅读习惯故将专题性研究置于文本校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