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利,就是以查阅案卷材料的方式来确保其知情权利的有效实现。基于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角色的特殊性,相应地,其阅卷权制度也具有独特的性质,主要体现在非全面性的阅卷范围、受限制的阅卷阶段、多样化的阅卷方式以及比较大的阅卷风险等方面。纵观世界上不同法系国家及地区的立法设置及司法实践,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对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阶段、行使范围的制度设置上具有相似性,但在行使主体设置上,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采取“分离说”,认为阅卷权的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应分属于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无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才享有阅卷的权利,而英美法系则认为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同属于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对于救济机制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设置了专门的救济机制来保障被追诉人的知情权,而大陆法系则缺乏专门性规定,只能通过普通的救济程序解决阅卷权受侵害问题。毋庸置疑,构建完善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制度已然是一种立法趋势,可以说,刑事诉讼司法制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被追诉人辩护权利的进步史。目前,我国被追诉人在诉讼活动中的辩护权利越来越得到重视,对被追诉人知情权的保障已成为我国法治工作的关注点之一。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以及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被追诉人阅卷权制度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一,有助于实现控辩平衡及满足对抗式庭审的需要,其二,有益于满足被追诉人的自行辩护需要,其三,阅卷权利的确立有利于实现辩护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商,其四,被追诉人阅卷权利是实现其认罪认罚自愿性及真实性的有效举措之一。从立法层面来看,被追诉人有权利知悉自己案件的鉴定意见结果,体现着我国对被追诉人知情权予以保护的立法倾向。虽然我国刑事阅卷权的合法行使主体仍是辩护律师,但辩护律师享有向其当事人核实证据的权利,“核实证据权”是否等同于对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认可仍受到诸多争议。随着辩护律师的“阅卷难”问题不断得到解决,被追诉人的阅卷权利保障也将具备现实可能性。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刑事诉讼活动中辩护方与控诉方平等对抗活动具备了制度土壤,也有助于对“翻供”风险不利因素的化解,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为被追诉人提供了多元化的阅卷途径。通过借鉴他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丰富立法及司法经验,我国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制度构建采取较为折中的构建模式。在阅卷权的行使主体上,分为由被追诉人直接行使阅卷权、通过辩护律师间接行使两种模式;在阅卷权的行使阶段上,目前仍不适宜将阅卷活动提前至侦查阶段,应赋予被追诉人在审查起诉及后续庭审阶段的阅卷权;在阅卷范围上,以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为划分标准,分别设置类型化、区分化的查阅范围;在被追诉人直接阅卷模式下,根据其是否受羁押,采取电子阅卷、复制本阅卷等方式,在通过辩护律师进行间接阅卷的模式下,律师应承担“证据过滤”功能;此外,设置专门的救济机制是被追诉人阅卷权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由此,通过构建体系化的阅卷权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被追诉人的应有知情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