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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描述农村留守妇女的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的现况，从多因素的角度探索农村留守妇女睡眠质量及其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于2012年9月~2013年10月，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根据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各个乡镇的人口比例分层，选择该地区中3个乡镇中的农村已婚妇女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2087人。调查员在取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收集资料。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等。通过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的现状，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索睡眠质量及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本次调查共调查2087名农村已婚妇女，收回资料完整的有效问卷2036份，有效率为97.56%。其中留守妇女672人（33.0%），非留守妇女1364人（67.0%）。农村已婚妇女PSQI总分的平均得分为(6.87±3.70)，农村留守妇女PSQI总分的平均得分为（8.57±4.59），非留守妇女为(5.68±4.11)，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t=17.17，P<0.001）。农村已婚妇女焦虑的检出者为648（31.8%），农村留守妇女273人（40.6%），非农村留守妇女375人（27.5%），两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5.78，P<0.001）。农村已婚妇女抑郁的检出者为692（34.0%），农村留守妇女276人（41.0%），非农村留守妇女416人（30.5%），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2.43，P<0.001）。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妇女之间在文化程度、年龄、家庭月收入、身体状况、工作情况等一般人口学特征上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与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农村留女睡眠质量均显示有意义的因素：健康较差（OR=2.901,95%CI=1.525~34.718）、年龄大于等于40岁（OR=2.515,95%CI=1.893~12.167）、留守时间大于等于3年（OR=1.925,95%CI=1.255~2.954）、焦虑（OR=16.878,95%CI=2.265~5.078）、抑郁（OR=4.692,95%CI=2.129~6.534）是影响留守妇女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经常联系（OR=0.455,95%CI=0.270~0.766）、家庭月收入大于等于3000元（OR=0.327,95%CI=0.182~0.586）是影响留守妇女睡眠质量的保护性因素。单因素分析与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农村留守妇女焦虑均显示有意义的因素：健康较差(OR=2.862,95%CI=1.361~4.718)、低睡眠质量(OR=1.780,95%CI=1.305~2.188)、年龄大于等于40岁(OR=2.419,95%CI=1.636~5.031)、抑郁(OR=2.149,95%CI=1.405~3.278)、留守时间大于等于3年(OR=2.013,95%CI=1.269~3.625)是影响留守妇女焦虑的危险因素；经常联系(OR=0.503,95%CI=0.291~0.834)、家庭月收入大于等于3000元(OR=0.481,95%CI=0.063~0.946)是影响留守妇女焦虑的保护性因素。单因素分析与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农村留守妇女抑郁均显示有意义的因素：健康较差(OR=2.175,95%CI=1.261~4.579)、低睡眠质量(OR=1.695,95%CI=1.264~2.365)、年龄大于等于40岁(OR=2.455,95%CI=1.739~4.378)、焦虑(OR=3.263,95%CI=1.389~3.157)、留守时间大于等于3年(OR=2.223,95%CI=1.435~3.561)是影响留守妇女抑郁的危险因素；经常联系(OR=0.611,95%CI=0.351~0.864)、家庭月收入大于等于3000元(OR=0.562,95%CI=0.194~0.978)是影响留守妇女抑郁的保护性因素。结论安徽省某地区农村留守妇女的睡眠质量普遍较差，焦虑抑郁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对农村留守妇女实施干预刻不容缓。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妇女低睡眠质量、焦虑及抑郁的影响因素众多，多与夫妻间的联系频率有关。因此有针对性的对农村留守妇女开展健康教育是预防和缓解其低睡眠质量和焦虑抑郁的重要措施，也会收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