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非典”事件后,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迅速发展并在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是由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时日尚短,所以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我国行政问责的主客体之间存在公众与人大、人大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党与人大、政府之间关系混乱,公民的问责意识淡薄,人大代表缺乏问责能力,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监督不利,政府面临信用危机等问题,而我国行政问责实践过程中存在有问责活动比较混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客体申诉无门,官员复出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进而产生委托代理关系,与经济领域中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理一样,社会民主的发展,打破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是国家的所有者的观念,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促使委托代理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产生。因为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可以从从委托-代理理论入手,将行政问责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梳理清楚,同时结合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思路与建议,比如增加公众、人大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热情；提高公众、人大、民主党派和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强化其问责主体的地位；设计合理的代理契约,完善相关法律机制；推进政府内部结构优化,降低问责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