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水、能源、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水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三大目标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渐凸显,已经成为掣肘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安全体系构建的新约束。近年来,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Water-Energy-Food Nexus）在国际上备受关注。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意味着来自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或政策,对其他领域造成的影响将越来越不可忽略。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水资源政策主要还是以节水目标为导向的,缺乏对它的整体把握。从长远看,单一节水目标下的水资源政策可能会影响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平衡,进而限制水资源政策综合效果的充分释放。正是因此,推进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理论研究,将水资源政策效果模拟评估的视野拓展到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框架下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同时,促进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实证研究的丰富化和深入化,探索一条缓解中国水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冲突的包容性途径,对现阶段我国水资源政策的选择也具有现实意义。在现有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层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制度层面的研究却鲜有,尤其是对纽带关系的成因和特点的分析仍不甚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纽带关系视角下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水资源政策研究领域,现存的水资源政策CGE模型和水-能源关系耦合模型本质上并没有将水资源政策置于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框架下展开研究,缺少对水资源政策组合效果的定量分析,已不能满足当前及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正是基于此,本研究首先着力探索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思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提出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经济学成因是供水、能源生产、粮食生产三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和外部性,并尝试在子系统内部纵向冲击动态传导和子系统间横向冲击传递相结合两个维度上探寻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其次构建了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视角下中国水资源政策分析的CGE模型,在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视角下模拟分析了单一水资源政策及政策组合的效果。本研究以1997—2016年中国三个产业部门的数据为基础,首先构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所提出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总结了中国纽带关系的作用特点,探索了纽带关系视角下资源政策依据和路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理论研究和中国的实证研究,为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视角下的水资源政策分析模型构建提供了理论保证。随后,结合一般均衡理论,以2017年为基期,编制了包括29个账户的SAM表,运用GAMS软件编程实现建模,构建了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视角下中国水资源政策分析的CGE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水资源政策研究的工具体系。在对水资源政策相关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不同的政策冲击情景,模拟分析了单一水价政策、水资源税政策以及水资源财政性支出政策对水资源相关变量产生的直接效果和对能源、粮食相关变量产生的间接效果,总结了各政策的作用特点及原理,并按效果对三种水资源政策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各政策组合对政策综合效果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纽带关系视角下水资源政策选择和组合建议。归纳起来,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出现与高耗水能源生产的发展有关。在基于不同类型能源参与的中国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核电和天然气参与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显著,而原油参与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不显著。第二,基于核电参与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与天然气参与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具有不同特点,各环节中纽带关系的强度排序和持续时间也各不相同。在水-能源环节,从能源到水的传导对于不同类型的能源来说基本一致,而从水到能源环节的传导则会因能源种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能源-粮食环节,粮食生产总是对能源生产产生负面影响,但从能源到粮食的传导效应则因能源种类而异;在水-粮食环节,粮食生产和供水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显著,尤其是供水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极其微弱。第三,将三种水资源政策按效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水价政策,第二类包括水资源税和水资源财政性支出,并提出两类政策效果存在差异。第一类政策在控制水资源、粮食、能源相关均衡数量方面效果明显但容易引起经济系统其他变量波动,政策的边际净收益递减。第二类政策在控制水资源、粮食、能源相关均衡数量方面效果较弱但不易引起经济系统其他变量波动,政策的边际净收益很小。在第二类政策中,水资源税政策和水资源财政性支出政策效果极为接近,但二者的作用原理及它们给供求双方所带来的影响不同:从对供求双方的影响来看,水资源税政策对需求方的影响大于对供给方的影响,而水资源财政性政策对供水方的影响相对大于对需求方的影响;与水价政策、水资源政策均不同的是,水资源财政性支出会引起均衡价格下降而不是上涨。第四,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视角下的水资源政策对能源市场的影响比对粮食市场的影响更明显。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纽带关系中水-能源段的关系比水-粮食段的关系更为明显,而基于CGE模型的政策模拟结果也表明,三种水资源政策对能源的间接效果均大于对粮食的间接效果。第五,政策组合中是否存在同类型水资源政策的重复叠加,是决定此组合有无明显意义的关键因素。不同类型间的双政策组合能明显改善综合效果,做到优势互补,成本抵消。而存在同类水资源政策叠加的组合,包括同类双政策叠加的组合以及存在同类政策叠加的三政策组合对于综合效果改善来说意义均不大,但因两种第二类政策对供求双方的影响不同,“水资源税+水资源财政性支出”双政策组合也有其特定适用情境,即在政策目标是温和的综合效果且需要进一步引导水资源供需平衡的情况下。“水价政策+水资源税收政策+水资源财政性支出”三政策组合在综合效果改善方面并无明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