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主要包括其理论观，方法论和战争观。克劳塞维茨是19世纪初普鲁士爱国者、改革家和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关于战争，他努力为读者提供一套完整的，在哲理和经验两方面经得起辩驳的智识框架，使战争这种宏大、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现象可以被理解和分析。这种努力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未完成的遗著《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对于理论本身有着深入的思考,对于战争有着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和他丰富的战争经历一起塑造了最终的理论面貌。　　然而直到今天，国际战略研究界对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理解仍然是不完整，不准确和充满争议的。克劳塞维茨为什么难以被足够深入，准确，全面地理解？许多克劳塞维茨研究者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并且他们各自给出了各不相同的答案，而且每一种答案都与他们解读克劳塞维茨的方法直接相关，因为人们相信:克服或改正了导致误解的困难或错误，一个真实的克劳塞维茨就会出现在读者面前。在本人对克劳塞维茨的研究中，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一些发现。这些发现是:第一篇第一章《什么是战争》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观最集中，最成熟的表达，而理解这一章时的极端困难导致了读者对全书的思想线索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让人失去了继续读下去的耐性，而无穷的误解正是由此而来。具体来说，理解的困难来自三个方面:（一）不了解克劳塞维茨对他所谓“经久要素(lasting spirit)”的强调和对战争三大特点的强调，便难以理解“三个相互作用和极端”。（二）第一章的小标题设置有问题，这些标题导致了读者很难看清他理论的逻辑线索。不理解这种逻辑线索，就无法把握克劳塞维茨对“什么是战争”这一重要问题的回答，而会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当作结论。（三）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大不同于其他文化中的任何理论方法。读者与克劳塞维茨之间隔着巨大的智识范式的鸿沟，这导致许多读者甚至研究者钻进了“哲学迷宫”。　　这三个事实导致的误读是如此严重以致不少专业研究人员都陷入困境，所以本文主张在解读《战争论》时，首先克服形式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困难。本文建议的解决办法有二:一是将第二篇，尤其是第二篇第二章放在全书优先位置阅读。也就是说，先理解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要求，同时也理解了他所强调的战争的三个经久要素:精神因素、偶然性、双边性，然后才能理解第一篇第一章。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给第一篇第一章重新分小节、定标题以更好地体现其中的逻辑与层次。这两个方法的组合使用，将使读者看清贯穿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中的重要逻辑线索。用图表的形式把这条逻辑线索表述出来可以使它更直观和简洁。　　克劳塞维茨从很年轻时起就深刻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军事理论的哲理性错误，因为他们忽视了战争中的三大经久要素:精神因素、偶然性和双边性。从批判旧理论出发，他对于理论的本质、理论的局限和潜能、其认识功能和实践作用、其构建和优化途径作了非常自觉的思考，提出了一套可称史无前例的、关于理论的理论性灼见。他的战争观与理论观紧密相连，用来连接二者的是他从当时的德意志智识环境中吸取的辩证法。他的理论观和方法论对于《战争论》中提出的智识框架的优点和缺陷都具有重大影响。　　克劳塞维茨从三个“经久要素”，也即军事行动的三个特点:不确定性、情感（精神）因素以及双边性中间演绎出“绝对战争”概念，这是一种类似于牛顿物理学的思维方法。它旨在揭示“战争”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东西，就像牛顿三定律揭示物体运动本身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那样。它的反题是“有限战争”，是考虑到现实中存在众多制约因素限制了战争的绝对化发展，有如无处不在的摩擦力限制了物体绝对运动特性的出现。在绝对战争和有限战争之间，克劳塞维茨没有明显的偏好，这两个概念仅仅是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战略主张。同时，众多证据显示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前后并没有经历什么思想危机，因为他从来也不是什么绝对战争的鼓吹者，所以1827年开始的修改也不可能是彻底推翻重来。　　超越这二者的合题是政治本质，即超越纯军事视野，看到军事仅仅是工具，而控制工具的目的是政治和政策。这样，“绝对”还是“有限”之间的矛盾就得到解释:战争的具体形态是在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具体表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战争背后的政治要求。克劳塞维茨反对把战争看作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对象，他反复强调只有当战争作为政治行为的逻辑延伸时，才有意义。在其他理论家们引导着读者埋头在战争的资料堆和时髦概念里钻不出来时，克劳塞维茨大声要求人们看到对象背后更本质、更宏大的东西。这就好比人们以前一直试图从岩石成分和风化作用等错误角度来讨论山脉走势，但正确的理论告诉大家需要从大陆板块的漂移和相互碰撞这种更为宏大的运动过程来理解。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主要是在强调军人应当拥有必要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力，要摆脱纯军事的狭隘眼界，告诫军人们不要只见战略的树木而不见政治的树林。　　正题、反题、合题分别对应于结论中的“三位一体”中的三极:绝对战争对应于盲目的自然冲动，反题被称为概然性与偶然性规律，对应于自由的精神活动，合题则对应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上述解决办法的运用和对逻辑线索的提示，对于理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是必要条件，却还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主义(Historicism)要求我们把研究对象放进它自身的历史背景中，尽可能用它自身的逻辑和概念去解析。就本文研究对象而言，这意味着应当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放进克劳塞维茨的人生经历中去理解，放进它试图解释的历史事实中去理解，放进它所从中产生的时代的智识背景中去理解。　　当我们把克劳塞维茨放进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整体人格中去考察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那远大的理论抱负以及帮助他实现了这一抱负的人格魅力:思想上的独立性，勤奋不倦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同时，对他的政治人格的梳理和分析也显示出他那种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理论的基本语境:非道德的国际政治现实。这些基本信息对于理解争论中的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当我们把克劳塞维茨放进18-19世纪之交天翻地覆的战争变迁之中去理解时，才可能理解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努力在当时的实际意义:为他们身处其中的拿破仑战争这一当时具有压倒性重要性的时代现象提供智识解释，这是包括克劳塞维茨在内的众多军事理论家的强烈动机。但更为可贵的是，由于理论视野的宏大，他能突破狭隘的战略视角，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战争;批判了非历史倾向，他得以把拿破仑战争理解为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产物;结果，克劳塞维茨得以在思想深度和理论视野上超越拿破仑战争，看到战争在历史时空中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为了概括和度量所有战争的共同性质，他创造了“绝对战争与有限战争”这一对辩证概念，这样他的理论就可以为所有战争而不仅仅是拿破仑战争提供理解。　　当人们把克劳塞维茨放进欧洲世纪之交的文化范式变迁中去考察时，可以明确地看到克劳塞维茨是启蒙主义和反启蒙主义（包括但不限于浪漫主义）两大思潮的兼收并蓄者，而不仅仅是反启蒙主义或普德学派的代表。无论是对战争的整体性理解还是战略战术理论上的创新，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成果都深深地植根于这种思潮交汇的文化背景。启蒙主义传统，强调理性的客观分析与寻求明确知识;而德意志浪漫主义传统，部分地作为对法国文化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反弹而产生的智识范式，强调心理，情感，创造性以及理解外部世界的主观维度。他将两大范式融合起来:两种思想传统的辨证结合在更高层次上产生一个“合题”。与人性的二元相对应，他的理论成功地理解和展示了战争中智慧与理性的一方面和它的不可预测与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因此，他的战争哲学既源于德意志浪漫主义观念，也源于牛顿式的理性主义。　　与目前国际上相关研究的现状相比较，本文对于克劳塞维茨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以下一些方面:首先，从新的角度提出和解答了克劳塞维茨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进而在《战争论》复杂晦涩的行文中还原出一条明确的逻辑线索，并用图表的方式使之简洁明晰。其次，把研究对象放进它自身的历史背景中，尤其是把克劳塞维茨放进欧洲世纪之交的文化范式变迁中去考察，明确了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是启蒙主义和反启蒙主义两大思潮的合力在军事理论领域的产物。再其次，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观和方法论同他的战争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本文也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更合理的战争理论作了初步的探索。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于克劳塞维茨研究界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分析和反驳，这使本论文更具有学术争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