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个人经商,出现了许多“下海”的政府官员和学者。高管具有学术背景是在我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特有现象,目前有许多曾在高校、科研机构、协会研究所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成为企业的高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全新的增长动能,区块链、5G技术、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进一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质增速,新兴数字化消费浪潮袭来,数字化发展是时代的召唤,而传统落后产能正逐渐成为孤岛。这就要求传统行业变革原有的落伍模式,融合数字化技术,而新兴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以科技赋能生产。目前,尚未有学者研究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并且数字化程度的定量研究处于初期阶段,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来补充完善该领域。高层梯队理论指出,企业高级管理者的个人意识、生产环境、人口特征对其个人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会折射在企业的战略布局之中,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绩效表现。烙印理论认为,管理者在特殊敏感期的环境中,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印记,这种印记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此外,本文对管理者个人特征和企业数字化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者个人特征的领域已有较多研究,在企业数字化发展领域,部分学者对于数字化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使用了创新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年报词频等作为代理变量。基于此,本文对高管学术背景和企业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相关假设。本文认为高管的学术背景对于企业数字化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中介效用。基于企业异质性,本文针对产权属性、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地位提出了相应的假设。本文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各家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词频作为企业数字化的代理变量,将高管团队中是否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和学术背景高管的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企业个体和行业,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回归结果表明,高管的学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针对企业异质性,本文进行了分组回归,当企业的产权属性为非国有企业时,高管的学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激励效应越明显。并且,当企业资产规模较大时,高管的学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市场竞争地位越低的企业中,学术高管对企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中介相应的回归结果显示,高管的学术背景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上述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运用工具变量法（各省普通高等学校密度）、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是否学术高管分为两组）、滞后变量检验（将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和两期）、替换变量法（将高管重新定义为CEO、CEO或CFO）、剔除时间区间（剔除2015年和2016年）、分组研究（分为高科技组和非高科技组）的方法进行检验,证实了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最后,本文得出了研究结论以及启示建议。在政府层面,本文认为,政府应加强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服务,完善政策的顶层设计机制进行,全面布局和把控,在整体上引导企业数字化发展,并设立相应指标体系,进行合理考核。此外,政府还应该完善资金供给,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应创新行政管理的服务模式,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企业层面,企业应该高效利用相关的内外部条件支持,并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加大技术创新和运用力度,革新企业组织管理模式。企业应设置负责数字化发展的相应部门,精简管理流程。企业还需要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内生培养和外部引进,加强与高校的沟通交流,合理适时引进学术高管。此外,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未根据行业特征进行细分的研究,选用的数字化程度摘自企业年报,具有企业的主观色彩,也因高管专业背景数据缺失,未进行具体细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