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步入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企业创新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节点城市企业的研发创新迎来了发展重要契机。一方面,倡议推进下实施政府补助等激励政策,缓解经营资金受限困境,提供研发项目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市场环境日益开放、产学研机构合作交流,为研发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增强企业投入研发活动的意愿。因此,本文基于2015年3月颁布的“一带一路”倡议愿景与行动文件为准自然实验,以2010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24个节点建设城市的企业为处理组,其余为控制组,构建DID模型,在以往从创新资源视角的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研究基础上,加入风险承担作为创新意愿视角的中介变量,考察间接影响渠道,并对不同类型企业做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从整体企业样本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对节点建设城市企业的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推动效应,并引入“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城市的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政策选择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基于PSM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检验。（2）从中介作用路径来看,倡议的实施有助于缓解节点城市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增强风险承担能力,实现创新资源和创新意愿的“双高”,进而显著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风险承担及融资约束两个中介变量推动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路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替代效果。并且在中介效应大小方面,融资约束在倡议推动研发投入中发挥的渠道作用更强。其中,融资约束的中介影响体现在通过政府补贴等激励政策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风险承担的中介影响体现在倡议传递积极的市场信号,促进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保障创新项目推进,提高企业开展科研项目的意愿,加大科技投入。（3）从企业分组的异质性分析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影响效果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在产权性质上,国企因承担社会责任,以稳定性经营来维持整体经济市场秩序,故倡议实施对国企的创新投入影响并不显著,而对非国企的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行业性质上,非高科技企业因产品同质性较高,靠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其研发先进技术的投入水平均较低且稳定,故倡议实施对非高科技企业不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对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在中介影响路径方面,倡议实施推动非国有企业与高科技企业投入研发创新的传导渠道主要为缓解融资约束以提供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