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翻译研究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参与其中。虽然场面十分纷繁芜杂,但翻译研究还是有三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翻译研究的多视角化。翻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及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文化学派”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占据主导地位；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的做法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支持；三是翻译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的革新。一些重实证的研究方法,如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已被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来。 在这三个潮流之中,第二种潮流特别注重引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功能语法、语篇语言学以及后来勃兴的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问题。语篇语言学或对比语言学都有很多分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和翻译相关。本研究只关注于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使语篇成为“语篇”的因素---“语篇性”。而且只集中讨论语篇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衔接”。衔接是语篇性的七个标准之一,如果违反这些标准,语篇将变得不自然和甚至突兀。衔接手段是一种语义联系,使得语篇跟非语篇区别开来,并帮助语篇实现其行文上的流畅和意义上的连贯。韩礼德和哈桑最早系统地提出语篇衔接理论,并把语篇衔接手段分为五大类：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后来许多学者参与其中,不断修正和扩充衔接理论,新的衔接手段也不断发现。国内学者胡壮麟、张德禄及朱永生等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提出“及物性”、“同构”等也是语篇衔接手段,并把衔接和连贯的内涵和外延无限扩大。此外,衔接理论的在文体学、写作教学和翻译上的应用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衔接理论对翻译研究特别重要。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方式来传达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被忽视语篇衔接方式的重要性。虽然前人已经在英汉语篇衔接手段的翻译问题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是很少有人涉及古代汉语的衔接手段及其翻译问题。 本研究选择《论语》这部儒家经典著作和其六个代表不同译者群体的英译本作为语料,以大量《论语》中的语篇衔接手段实例为出发点,运用定性与定量、共性与个性、微观与宏观、描写与解释等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讨论了《论语》的语篇衔接的手段及其翻译问题。本研究采取的理论模式是经过国内学者胡壮麟和张德禄等修正过的韩礼德和哈桑的语篇衔接理论。经分析发现：《论语》语篇衔接手段丰富,完全可以用修正过语篇衔接理论模式来考察其语篇衔接问题；《论语》原文的语篇衔接手段大多都被传译到英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普遍都采取了四种翻译策略：保留、添加、转换以及省略。但不同的译者对这些翻译策略有不同的偏好。如韦利不喜欢用某些标点符号衔接手段,黄治中最倾向于保留原文衔接手段,赖波和夏玉和喜欢对原文衔接手段进行调整或者省略等。不同译者群体之间也有诸多异同,总体来说,海外华人或港台译者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衔接手段,其次是英语母语译者,最后是中国大陆的译者。在各个译者群内部,情况也有细微差异。 在描述完这些翻译现象之后,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解释：首先,译者的伦理(责任)和语言水平对《论语》语篇衔接手段的翻译有一定影响；其次,英汉语言的差异,特别是形合意合的差异对于这些衔接手段的翻译有重要影响。从汉语这样偏“意合”的语言翻译到英语这样重“形合”的语言中去的时候,原文的衔接手段要尽量保留,或将其转换成新的衔接手段。而且因为英语的语法和联句成篇习惯的影响,需要添加很多新的衔接手段。最后,语言背后的英汉民族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决定性影响。汉民族的整体思维和主体思维与英语民族的逻辑思维和客体思维决定了英汉语篇衔接上的差异及特定翻译策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