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表达是指公民(个人或团体)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向政治系统提出各种利益要求以期影响其政治输出的过程。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相对于制度化利益表达而言,指不通过法律和相关制度所规定的正规渠道和方式,而是以其允许范围之外的渠道和方式所进行的利益表达,主要表现为跳楼、跳桥、自焚、堵路、袭警、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等。当前,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我国进入了社会利益矛盾多发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各种旨在实现自身利益要求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活动也明显增多。尤其是从2008年6月份至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海南东方械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以及吉林通钢事件等数十起轰动全国的大型群体性事件,其中不少带有暴力色彩,有些甚至还演变为打、砸、抢、烧地方党政机关的非常态对抗行为。这些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以巨大的能量撼动着社会稳定,销蚀着国家公信力和合法性,给我国政治系统带来了空前的冲击和威胁。基于这一严峻的现实,本文借鉴政治系统论中“要求”输入政治系统需要经过守门者、沟通通道和文化规范三个中间环节调节的分析视角,对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原因展开探析。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原因——制度化利益表达输送失败——守门者、沟通通道和文化规范三重限制”的研究逻辑基础上,分析指出我国政治系统的守门者即各级党政官员的干部选用制度民意不足、政治信息传送体制效率有限和刁民／暴民化机制存在合法性陷阱；我国政治系统的利益表达通道如信访、人大、政协、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等由于存在各种困境与问题而淤塞、空置或能力不足；我国政治系统的文化规范主要指在主流政治文化中群众路线和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的影响下,民众难以自主、平等地进行利益表达等等。正是这些限制性因素导致了我国制度化利益表达输送失败情况严重,从而衍生了大量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而我国公民个人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衡是造成的这种输送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通过选举民主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来达到这种制衡,是实现以选举为利益表达重要途径、以利益集团为利益表达专门组织的理想利益表达模式的可期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