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自200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却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其中流动人口是重要原因。作为一种“输入性”的人口红利,流动人口以一种更快的方式改变着人口的地域结构并延续了中国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红利”,从而维系了出口的持续增长。“民工荒”之后,流动人口的作用愈加凸显,然而有关流动人口与出口的现有研究,其关注的焦点仍然停留在成本机制上,忽视了对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考察。无论是从本文观察到的特征事实来看还是基于现实的感受,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中除了诸如“农民工”这一类提供低廉劳动力的群体之外,还存在“大学生”这一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两类人群对出口的影响作用显然不可一概而论。如何充分发挥流动人口既有的“人口红利”,并且进一步挖掘流动人口被忽视的“人才红利”,对于我国出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本文利用Melitz（2003）的模型,通过加入劳动者异质性和对企业生产率后天决定部分假设,在同一框架内刻画了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成本机制和人力资本机制,统领了全文的机理分析。本文首先证明了流动人口的流入有利于企业的出口并且详细刻画了流动人口促进企业出口的两个机制,同时进一步证明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存在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利用该模型,本文还讨论了流动人口对于贸易方式转变的影响,指出由加工贸易转向一般贸易是加工贸易出口转型的重要方式,流动人口的高人力资本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实证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等数据验证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本文分别从整体上、从加工贸易出口转型升级以及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比较分析三个角度论证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讨论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整体影响时,本文验证了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总效应并做了大量稳健性分析。在关键的机制检验和“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部分,本文均设计了两套实证方案作为相互印证,证明了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成本机制和人力资本机制以及在人力资本机制中存在的“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最后结合本文结论探讨了如何充分发挥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作用。在探讨企业加工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时,仍然紧扣流动人口高人力资本这一要素,首先验证了流动人口规模对企业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影响,并且通过二元边际的分解,分析了对不同边际的影响。进一步,利用二元边际讨论了出口由加工贸易转向一般贸易这种转型升级方式,论证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对于这种转型升级方式的促进作用。最后结合本文结论探讨了如何充分发挥流动人口对企业加工贸易出口转型升级的作用。最后,本文聚焦长三角和珠三角做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在珠三角地区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特异性,即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反而不利于企业的出口这一困局。通过比较两地的工业化模式,我们发现早期政府对外资引进层次的选择是产生这一困局的重要原因。虽然在过往的历史中,两地政府均选择了适合各自发展的道路,但是面对国情世情变化的今天,珠三角地区既有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对外贸提出的挑战。因此,我们利用相关特征事实,结合计量实证分析说明了珠三角地区,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产生抑制的内在原因——对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权益的损害,并且进一步指出,单纯照搬其他城市的政策措施难以有效解决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抑制企业出口的困局。只有转换思维,不仅要满足流动人口“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而且必须结合城市自身条件具体分析,从自身能够提供的资源出发,扬长避短,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才能增强城市对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