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政治上大一统的奠基时期，亦是思想上从分立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秦汉杂家正是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基础之上，融合汇通各家学说，并为西汉初年独尊儒术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秦汉杂家思想虽缺乏原创性，但会通各家学说并自觉地将不同学派的思想元素构建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却系独创。其法律思想同样如此。目前对秦汉杂家法律思想的研究尚还薄弱，本文希望于此作些努力，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本文选择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作为秦汉杂家的代表作，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杂家思想的体系当中，以探求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秦汉杂家的发展作一个总括性的介绍。主要围绕杂家产生的缘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著书背景和内容结构、秦汉杂家思想的总体特征和历史地位几个问题展开，并且引出法律思想的论题。第二章就《吕氏春秋》当中的法律思想进行解读。总结归纳出(1)“以道统法”的道法观念；(2)因人之情欲好恶而制法；(3)融合儒、道、法三家思想的君主治理观；(4)积极务实的法律变革主张；(5)贤人执法观以及(6)德本刑末的德刑关系论等几个命题。第三章就《淮南子》中的法律思想进行解读。分为(1)道论；(2)贯通天地人的法观念；(3)道、德、仁义、法律之关系论；(4)法律变革观；(5)治论五个内容。第四章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的法律思想进行比较，归纳出七个方面的共同理念和三个方面的不同见解。第五章对秦汉杂家法律思想从思想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历史评述。主要从秦汉杂家对先秦儒、墨、道、法四家思想的融合、汉初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淮南子》对《春秋繁露》的影响、秦汉杂家法律思想的历史归宿和现代启示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长期以来，秦汉杂家于思想领域的价值贡献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在法律思想研究方面亦是如此，系统性的研究成果非常缺乏。本文希望能够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研究方法上，通过深入系统地解读原典，进而理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在法律思想方面的内容，并将其归纳总结为相对体系化的结论。全文概括形成了道法关系、贯通天地人的法观念、法律发展变革思想、治论中的法思想、德刑关系等几个命题，这些命题本身并非本文的独创，而通过这些去深入挖掘两部杂家代表作中的法律思想元素，并作出分析和评述则是本文所长。同时，还对两部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并深入挖掘其思想的渊源。在此基础上，从思想学术层面探讨了秦汉杂家法律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杂家之法律思想具有以下特征：(1)法律思想是包容于秦汉杂家整体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而且能够系统地揭示杂家思想理论体系的整全性；(2)认同在法之上存在一个最高的终极本原--“道”，对法具有形而上层面的决定和统领作用，道本法末是其法律思想中的基础性命题；(3)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特质对法律思想的影响非常重大，杂家将法律作为“天地人”三位一体系统中关乎人事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认为法应当与天道、地理和人情保持一种和谐的共生状态；(4)秦汉杂家因其鲜明的政治倾向，主张法律应当随时势进行变革，并从“先王之成法不可法”、“法先王之所以为法”和“法当随人情礼俗而变”等几个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证，并提出“利民周事”的检验变法成效的标准；(5)秦汉杂家仍然强调法律对于维护国家治理的工具性价值，关于法律的起源、法律的性质地位、法律适用原则等问题的主张紧密地与其治理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内嵌在治论当中的一个部分；(6)从治道的层面讲，秦汉杂家都认同“道、德、礼”之地位优于法，法仍然居于末流，是一种必要的辅助和补充。《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法律思想的原则和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差别主要在于论证的视野和角度的差异上，特别是后出的《淮南子》在论证的系统性方面较《吕氏春秋》略胜一筹，体现了思想演进中的进步和发展。　　 本文认为，秦汉杂家融合各家思想元素的基本特征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吸收道家的道论思想，构成论证法律问题的逻辑起点和法律的决定力量；在法与道、德、礼、仁义关系方面，通过层级式的本末关系，将儒道两家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具体涉及法的微观层面，则更多采纳了法家的思想理论，同时，儒家思想的若干思想元素在此也被很好地与法家主张实现了融合。秦汉杂家与汉初思想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体现为一种互动的关联。特别对《春秋繁露》的影响，充分表现了从分到统的思想融合进程中的传承关系。在法律思想方面，在形式差异的背后蕴含着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法律整体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现代化事业未竟的客观现实，将为不同法律思潮和理论学说的兴起创造条件。面对转型期多样思想潮流的碰撞和交锋，秦汉杂家在思想融合中所表现出的宽广视野、平等对待各家思想的宽容态度，以及根据自身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对所融合的思想进行理论构建的自觉，对当下及今后法律事业的发展都助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