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20年代在北京，30年代在上海，围绕着北京和上海也曾形成两个文学派别：京派和海派。 抗战爆发后，北京和上海两个现代文学中心被捣碎，京派和海派也在战争中瓦解。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也转移到重庆。 正由于重庆是战时国民党的首都，在抗战胜利后很长一段时期，研究界就认定重庆及其其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文学犯有右倾错误。文革结束后，研究界驳斥这种“右倾”论，认为重庆以及其它国统区文学的主题是反黑暗，是革命与爱国。事实上，这两种论断不过是一种思维模式的两种表现，它们都是从思想政治角度切入作家和作品，当然这不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但仅此一种研究模式毕竟带来太多的局限，它造成了我们对抗战时期文学概念表述上的混乱，也阻碍了我们对于抗战时期文学更深一步的理解和研究。 战乱年代，对于作家来说，首先面对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和生存空间的转移。中国现代文学因此也显示出与前两个十年北京和上海时期的不同。在京派和海派瓦解后，围绕着重庆这个新的现代文学中心也形成了新的文学派别——渝派文学。 本文着重从一些具有重庆地域特色的意象来论述渝派文学的发生、渝派文学的精神、渝派文学的风格以及它的命运，并通过这些地域性意象来透析渝派文学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20世纪文学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意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