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经济学是一门传统而又新兴的学科。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科学，是从道德哲学范畴分离出来的学科体系。然而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日益“科学性”以及经济实践的“破坏性”和“盲目性”，使得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的经济都陷入了道德的困境和发展的死胡同。面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差距、市场失灵等社会问题，“科学化”的经济学显得力不从心，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它的原初旨趣。而伦理经济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经济学内在的弊端和误区，回答了经济到底该如何发展、经济发展向何处去、人的发展向何处去、人与经济如何相处等一系列发展中的难题。因此，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经济学已迫在眉睫。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伦理经济学的价值和功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伦理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尚未成型，伦理经济学的学科范式尚未成熟，一切关于伦理经济学的建构尚处于探索和研究阶段。这一切的根源除了伦理经济学本身的复杂外，思想支撑混乱和短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建构首先是思想上的建构，伦理经济学的建构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伦理经济学的建构不是凭空产生的，伦理经济学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必须要有完备和有效的思想支撑。本文从思想史的维度，对伦理经济思想的演化和变迁进行了梳理，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伦理经济思想的发展及演化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则视角、亚当·斯密的人性视角、马克思的制度视角和阿马蒂亚·森的道德回归视角四个方面。“自然法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经济思想建构的基础和前提。自亚里士多德提出“自然法则”这一概念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道德哲学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自然法则”而展开的，而且在很多道德哲学家身上都有着显著的“自然法则”烙印，“自然法则”无论是从伦理形态上还是实践行为上，对于道德哲学的发展、对于伦理经济学的建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斯密来说，人性包括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人性中的利己行为并不是毫无拘束的，相反，要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因此，单一的利己行为具有显著地负外部性，需要利他的约束和规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经济层面的刻画发现了劳动的异化及人的异化现象，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指出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地位，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通过制度革命来寻求经济与人的和谐发展。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实现伦理经济的建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体制内，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伦理和经济的有机结合。阿马蒂亚·森看到了经济学发展的去伦理化趋向及由此给经济学带来的贫困，因此，他强调伦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呼吁伦理因素向经济回归。他以关注人的权利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力图把伦理因素融入经济学的框架，从而增强现代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纵观伦理思想史的演化可以勾勒出伦理与经济的“分”与“合”的路线图。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大工业革命以前的西方社会，其经济思想都强调伦理约束经济、甚至是伦理压抑经济。相对于当今经济抛开伦理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是人类社会真正践行伦理经济思想、发展伦理经济思想最为完整的阶段。然而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伦理与经济开始分离并渐行渐远，直至经济完全抛弃伦理。正是随着经济学日益走向贫困及经济实践的负外部性日益显现，伦理在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地被重视起来，并日益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伦理与经济再次进入“合”的阶段。从经济思想史的演化中可以看到，伦理经济学的建构有着丰富的思想支撑，问题在于如何吸收人类社会丰富的伦理经济思想，如何把既有的伦理经济思想与当代人类社会整合起来，从而为当代伦理经济学的建构提供思想上的支撑。而本文提炼出的自然法则、人性、制度以及道德回归的视角无疑为当代经济学建构提供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