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对近代基督教背景下的“宗教语言”问题进行思想史的追踪。“宗教语言”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对上帝(神)的论述和宣称,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就集中在西方思想史的核心——“上帝”概念的赋义问题上。为什么我们要谈论“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个生存问题,这在西方基督宗教信仰体系下表现得尤甚。离开了“上帝”,人们就无法安置自己的终极依赖情感,人的生存就没有意义。如何谈论“上帝”?我们将使用生存分析法,着重考察“上帝”概念的两条赋义方式,即经验指称和情感赋义。故本论文致力于说明,近代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宗教语言问题,即人类语言对“上帝”概念的赋义问题,主要是由休谟、康德和黑格尔、施莱尔马赫、齐克果、维特根斯坦和普兰丁格等哲学家和思想家来推动的,他们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有两条根本的原则在起推动作用,即所谓的经验指称和情感赋义。这两条原则的区别在于其生存出发点或起点的不同,由此导致了哲学家们对“上帝”概念的不同理解：用“经验指称”来谈论上帝的人最终会陷入“上帝无指称”或“上帝无法指称”的困境,他们的“上帝”是在人的理性和经验框架之内的“上帝”；而“情感赋义”则强调从情感上去对“上帝”概念进行不断的赋义和理解,因此,在这种解释语境中,关于上帝的命题应归结为是人的宗教情感的表达,所有的命题和概念体系都是围绕这种“情感”而展开的,命题体系都是为了阐述这个情感,这种情感是我们赋义“上帝”的起点,这就可以使上帝脱离语言和理性的桎梏,从而无损于上帝完美的本质或属性。本文在讨论各思想家对“上帝”概念赋义时,采用的“生存分析法”特别注重分析这些思想家在他们的生存中所关注的问题,着力于分析他们的宗教语言观是如何处理“上帝”与他们的生存之间的关系的,并由此追踪了他们的生存关注与他们的“上帝”概念之件的指称与赋义问题。本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将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我们主要从“上帝”概念入手,指出“上帝”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生存问题,在“两希文明”的交融和碰撞之中,“上帝”概念之所以能够成功“入主”希腊哲学,关键在于“上帝”的恩典真理观给当时主动追求真理而陷入困境的希腊人带来了新的生机与盼望,从而使得“上帝”成为西方哲学史上不得不谈论的核心概念。而既然是生存问题,最好的研究方法当然就是使用“生存分析法”。所以,在本章第二节我们着重介绍了“生存分析法”的三大原则,即生存即实在、赋义方式(经验指称和情感赋义)和寻求生存出发点。尤其我们重点处理了生存分析的两种赋义方式,即经验指称和情感赋义；这是我们在全文使用的两条途径和方法,它们的区别关键在于谈论上帝的起点不同：经验指称始于人的经验,从人的经验出发对“上帝”进行赋义；而情感赋义的出发点则是人的情感,哲学家在处理上帝命题时都必须以这种情感为生存起点。宗教信仰中的情感有很多,如敬虔、信任等。把握住了这些情感,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情感所指称的对象。比如,基督徒的信任情感所指向的就是一位超然的、全知、全善、全能的神圣存在(上帝),只要这种情感存在,上帝概念对于这种言说者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第二章开始进入我们的论文的主体部分。宗教语言问题产生的源头在近代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于是我们的追踪就从大卫·休谟开始。休谟认为,我们对宗教的认识必须始于经验,并且要从经验出发对“上帝”进行言说。但是,如果根据“相同的结果源自相似的原因”和“神人相似论”原则,则我们对上帝的言说是不能成立的,在论证过程中,休谟认识到了“情感”的力量,认为宗教信仰起源于人的情感,而“理性是情感的奴隶。”所以,言说上帝的出发点也应该立足于人的情感,这样,在大卫·休谟的思想中,“情感赋义”的思想就已经萌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休谟的“经验论”思想却深深影响了康德。康德沿着休谟的思路,掀起了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主客体之件的关系,认为不是主体符合客体,而是客体要符合主体。康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的理性“设限”,即人的理性只对经验范围内的对象起作用,但对于理性之外的宗教对象,人的经验和理性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为信仰留下地盘。经过康德的作用,“经验指称”的思路完全占领了经验界。所以,康德的“上帝”概念是“理性限度之内”的上帝,仍然受制于人的理性。而到了黑格尔建立真理体系时,理性主义的“上帝观”已达到了顶点和高峰。黑格尔通过提出“实体即主体”的口号,将实体与主体统一,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真理的体系。在这个真理体系的最高峰就是“绝对精神”,也就是上帝概念。换句话说,黑格尔的“上帝”是“经验指称”的最高表达。但他的“上帝”与传统基督教的“上帝”截然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上帝忽视了人的“生存”。而正是因为黑格尔的这套体系忽略了人的生存,所以饱受非议。第三章我们重点要处理三个人物施莱尔马赫、奥托以及索伦·齐克果。施莱尔马赫在康德的理性主义蓬勃发展的时候,高举起了“情感主义”的大旗,赫然提出“宗教的本质是直观和情感”,所以谈论宗教的出发点应该是情感。“上帝”概念正是人内心中的“绝对依赖感”的集中体现,所以必须从人内心中的这种情感出发去赋义“上帝”。施莱尔马赫实际上是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重新拉回到人的生存。奥托承继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延续了“情感赋义”的思路,同样认为对上帝的认识不能用理性的方式,因为上帝是“神秘者”,唤起的是人内心中的“被造感”,故上帝概念只能在人的“被造感”中被赋义。齐克果反对黑格尔思辨的真理体系,他也认为如果把宗教信仰建立在客观证据或理性的基础之上是从根本上误导的,他从基督徒的生存出发,认为我们对“上帝”的赋义靠的是我们主体性的“激情”,这正是“情感赋义”思路的集中体现。齐克果认为“悖论是思想的激情”,而“激情”是生存的个体的人主体性和内在性的最高点,是把握上帝概念的出发点。基督徒的生存要经历三种选择：美感选择、伦理选择和宗教选择,而这三种选择都是一种生存的“悖论”,尤其是宗教选择。而宗教选择又有两种模式：宗教A和宗教B。其中,宗教13专指基督教,这是一种“绝对悖论式的生存”,而要赋义这种“绝对悖论”,其出发点应当是我们主体性的“激情”,而不是理性。经过施莱尔马赫、奥托和齐克果的作用,“情感赋义”的思想已经发展成熟。第四章我们重点处理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对宗教语言意义问题的冲击,我们选择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A.J.艾耶尔和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的维特根斯坦作为“这种转向”的代表。艾耶尔高举“可证实原则”,认为唯有“经验指称”才是合法的赋义方式。而宗教语言没有“字面意义”,因为宗教语言不能经过经验事实的验证或“证实”,所以,他提出要拒斥形而上学命题。但为什么人的生存中还有大量形而上学命题在使用呢?最终他也不得不返回到人的生存现实,认为宗教语言具有“情感意义”,只能进行情感分析。这样,情感赋义为艾耶尔又提供了一条解释出路。这一思路在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坚持“能够说得清楚的要说清楚,不可言说的我们要保持沉默”,致力于寻求世界与语言之间的逻辑结构,这就是“逻辑图像说”：即使界跟语言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宗教语言只能被划归到“神秘之域”,我们对其只能“保持沉默”。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他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使用中获得的,意义即使用,所以,语言就好像游戏一样,这就是“语言游戏说”。根据“语言游戏说”的思想,宗教语言是宗教生活的一种“生活形式”,表达的是宗教信仰者的“情感”,故对宗教语言要从情感上去赋义。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观点的转变,即从“逻辑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观”的转变,在于他谈论宗教语言的出发点不同：前期是从语言的逻辑结构出发的,而后期他则立足于现实的宗教生活形式(即人的生存)。这是我们理解他的宗教语言观的关键所在。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情感赋义”最终取代了“经验指称”。第五章我们将研究视野限定到了基督教信仰中极其强调的“信任”情感,并着重分析了“信”的赋义功能。我们重点分析了普兰丁格的“有保证的基督教信念”,在他看来,基督教信念无需证据,而只需要我们的“信”,因为基督教信念是一种基础信念,是基督徒生存的出发点,也就是信仰上帝并不需要靠其他命题所提供的证据或论证而直接相信上帝的存在。“信任”情感具有十分强大的赋义功能,带来的是我们的理解力的更新、判断权的放弃,并由此在“悖论”中生存。简单来说,“信任”使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处于接受的地位,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解力处于扩展的状态,同时,要求我们将判断权交托给上帝,在全然相信的状态中接受上帝的旨意,使得我们的生存处在“面对神的旨意,在无判断的状态下相信”的状态中,这样“上帝”概念就是在人的信心中所呈现的。信任情感指向的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神圣存在,只要这种情感存在,“上帝”对于相信者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结论部分我们将全文做以总结,并着重梳理了“情感赋义”形成的几个条件,具体我们解释了“情感赋义”过程,即以情感为出发点,如何去赋义对象,以及“情感赋义”与“经验指称”的关系。它们的不同点是：“经验指称”把“上帝”限定于人的理性和语言之内,而“情感赋义”则使“上帝”可以脱离这种桎梏,无损于上帝的完美和完善的本质和属性。它们的联系又是：“情感赋义”离不开“经验指称”,而“经验指称”又反过来加深了赋义的情感。因为,毕竟,经验和情感都在我们的生存中,并引导着不同的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