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迅速发展,资本市场竞争激烈,信息在市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信息是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可以降低双方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各项决策也都离不开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包括强制披露和自愿性披露。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常规的信息披露内容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自愿性信息披露开始受到各界关注。我国证监会2002年1月份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指出：“上市公司不仅应当按照强制性规定披露信息,也应积极主动披露所有可能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影响的信息”。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于2003年发布,第一次提出了自愿性信息披露,指出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同时还要遵循公平原则,并给出了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比较具体的指引。2005年7月,我国证监会明确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予以制度支持,发布的《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归类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大概范畴。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颁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范围扩大到社会责任,并且对社会责任情况分类进行了更为针对性的规定,加强了对各个相关利益者的保护。2007年12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将信息披露的不同要求按照不同的层次分为“详细”、“应当”、“可以”和“不限于此”。并且再次强调：“只要是对投资者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司都应披露,这也是最低要求”。2012年1月,我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0号》对披露内容要求更为详细,以促使创业板公司增强信息披露行为,使得其更为有效。学术界虽然近些年来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的关注日益增多,但大多是从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角度着手进行研究,而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都假设管理者并没有个体差异,或者认为个体的差异对公司决策影响甚微。代理理论认为,高管有强烈动机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来降低代理成本。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绩优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逆向选择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前景看好信号的一个重要手段。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高层管理者的特征对管理者从认知到行为决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包含在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决策中。与此同时,国内外大量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管理层的背景特征确实影响了管理层的行为。但是少有人研究高层管理团队对企业营收计划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的特定作用,相关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本文以高层梯队理论为基础,以高管团队特征为研究前提进行研究,丰富了高管团队和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其意义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有利于完善高管团队和企业自愿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存在的内在运行机理和两者的模型研究,进一步丰富关于高管团队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其二是是能帮助企业在遇到一些重大的问题时,更好地做出决策,甚至帮助企业预测竞争对手的行为；最后就是对于致力改善自愿性信息披露状况,促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为其高管团队整合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管理层的预测不仅具有时间确定性的优势,衡量上也更为准确,因此管理层的预测能够作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Healy and Palepu,2001)。根据我国证监会规定,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对本公司对未来前景的展望。同时,公司应当披露下一年度的经营计划,包括(但并不限于)收入计划、成本费用计划,及新一年度的经营目标。万鹏和曲晓辉(2012)认为,从证监会对格式准则的具体规定和年报内容具体规范来看,公司年度经营计划看起来好像是被要求作为强制性披露,但是从每个公司具体年度报告中的披露行为实践看,有些上市公司玩着“文字游戏”,通过文字预测或者区间估计来披露营收计划,不披露具体定量的信息,而这表明公司掌握着实际控制权,并且这种随意行为不会受到明确的惩罚。基于此,这些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的下一年度经营计划的披露,本质上是一种自愿性的信息披露。这使得本文对此经营计划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独具中国特色。本文选取了2009至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就高管团队非异质性和异质性特征与企业营业收入计划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高层管理团队平均年龄越大,平均任期越长,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营业收入计划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行为也会越积极。同时,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占比越大,越倾向于对企业营业收入计划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而高层管理团队在年龄,任期和学历上的异质性越大,同样会促进企业对营业收入计划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此外,回归结果还显示,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与管理层自愿披露营业收入计划的行为呈负相关关系；我国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例越大,财务杠杆越高以及当年存在董事长或者存在总经理离任的状况,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计划自愿披露行为也会更加积极。本文从内容上共分为五大部分,它们分别是：第一部分是导论,在展开本文选题背景的介绍后提出问题。本章展开叙述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在本章的最后列示全文的创新点并陈述了采取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总结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和高管特征研究并进行评述,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首先对自愿性信息披露、高管团队和高管团队特征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撑持,最后演绎推导推出本文研究假设。第四部分完成了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首先描述样本的选择范围和数据来源情况,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相应变量和研究模型。其次使用logistic回归对前文假设进行检验。本章的最后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结果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建议,不足。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学者们基本上是从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上着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进行研究,本文把高层梯队理论引入到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中去,丰富了已有研究成果。(2)管理层的预测不仅具有时间确定性的优势,衡量上也更为准确性,因此管理层的预测能够作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Healy and Palepu,2001)。虽然公司营收计划确实是一种管理层预测,但是可能因为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监管上存在差异,使得国外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管理层的预测的研究,营收计划自愿披露鲜明地存在于中国的制度背景中。少有学者将上市公司营收计划作为公司的一种管理层的预测进行研究,而本文把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营收计划作为自愿信息的一个代理变量,来研究与高层管理者团队背景特征的关系,具有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