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主要内容均取材于史料,在此基础上添加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在东汉成书之前,两书又经过了众多作家之手,内容与体例都十分庞杂,因而《隋书·经籍志》将两书都归入杂史杂传类。相比而言,《越绝书》的杂史杂传性质远大于《吴越春秋》,其大部分篇章是策谋内容的具体呈现,说明议论多于叙述描写,而《吴越春秋》作者议论部分极少,主体部分则是记叙描写,其小说化倾向更为明显,人物形象与叙事成就远较《越绝书》突出。《吴越春秋》比《越绝书》更具小说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议论文字多寡不同、叙事写人的集中程度不同和叙事写人的详略程度不同。两书都综合运用正史体例,但各有侧重:《越绝书》总体上采用经与传,内篇与外篇的结构体例,又以记言为主,属于记言体,有些篇章较为完整地交代了事件的始末,又具有纪事本末体的特征。而《吴越春秋》总体上采用内吴外越的结构,每卷都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是比较典型的纪传体,很多篇章记事完整,又是纪事本末体。《越绝书》贬吴扬越,《吴越春秋》则内吴外越,显示出两书作者对吴越两国的不同感情倾向,但是两书都体现了浓厚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凸显霸道理念、复仇精神,同时也有阴阳家、兵家等思想。儒家思想具体表现为以仁义为本的国策、对儒家圣贤和经典的极力推崇、以儒家道德和伦理原则作为人事评判的标准、仁义与否关乎国家的兴衰。道家思想具体表现为勾践复仇中的道家策略与范蠡的道家思想及其行为。《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中的伍子胥、勾践和范蠡形象在两书中各有侧重:《越绝书》突出了伍子胥的报恩;勾践在《越绝书》中有知错必改一面,而《吴越春秋》详写了勾践的刻毒寡恩,杀戮功臣;与《吴越春秋》相比,《越绝书》中的范蠡形象具有圣贤之明、谋臣之智和审凶虑终之察的特点,而《吴越春秋》中的范蠡形象则具有知人进贤、贵义志坚和善于把握时机的特点。《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两书中都出现了众多的女性,《越绝书》里的女环与《吴越春秋》里的勾践夫人和濑女形象相对突出。如果单从叙事方面考虑,总的来说,《越绝书》的叙事完整性、系统性和详细性远远不如《吴越春秋》,叙事方式也不如《吴越春秋》多样,叙事成就因而也远小于《吴越春秋》。两书的叙事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发面:预叙笔法的运用、互见法的运用与《越绝书》的叙议结合和《吴越春秋》的引诗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