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顾彬事件”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解读。首先,对“顾彬事件”进行描述。顾彬讲话被媒体制造成一个“事件”,进而被制造成一个中国的“新闻事件”,并最终由于所涉及的对象是文学的文本或文本现象,发言主体是中国文学圈内人士而生成为一个中国的“文学事件”。其次,分析“顾彬事件”形成的原因。经研究发现,顾彬“垃圾”评语及其属性是引起轰动的直接原因。“垃圾”评语明示了一种价值判断。作品一旦与“垃圾”组合就不能称为“文学”。而且这类作品还具有负面价值,不利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顾彬对卫慧、棉棉的作品评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他先否定了她们的作品是文学,然后称她们的作品是垃圾。然而,国内许多观点并没有对顾彬的评价分这两个层面来理解,而是用一种情绪化的方式回应顾彬的观点。民族主义情绪是导致对顾彬“垃圾”评语情绪化反应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那种情绪化观点对顾彬身份的偏执。这种偏执取消了顾彬作为读者的身份,剥夺了顾彬作为文学的读者言说中国文学的话语权力。而且这种偏执致使那些情绪化回应表现出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权力的争夺。再次,分析和研究顾彬的语言观。顾彬的语言观中“外语”与“母语”是国内回应顾彬观点的主要对象。但是这些回应观点纠缠于“外语”与作家创作的关系,而没有认真分析顾彬的“母语”概念的模糊性。中国人处于杂语共生的环境里,方言才是人的存在家园,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方言才是他的“母语”。但是在文学创作时,作家都是用普通话化的方言进行创作,他们不可能用方言进行创作,这不利于读者与文学作品的对话。最后,对顾彬的“世界文学”标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内对之回应观点的不足。进行这种分析研究一方面是与国内对顾彬回应的观点对话,另一方面是与顾彬对话。本文在对“顾彬事件”进行分析与解读的同时,实践一次真正的严肃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