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赋的研究中，艺术手法上的铺陈，结构分析中的序、本部、乱的三分法以及赋作为韵文这三种见解汇成了赋(本部)、韵文、铺陈三位一体的认识。无疑这种看法基本上概括了赋的特点，然而这种认识形成了一种定式，禁锢了汉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打破这个定式，从问答体这个新的角度对赋重新检视，指出问答体对于汉赋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前人的研究作出补充。 在汉赋现有的作品中，我们从散体赋、设论、七体三大类以及骚体赋、俳谐等作品中发现了作家作品共26人41篇，其中32篇大致完整，就汉赋创作而言，数字不大，但这些问答体作品却集中了汉赋的重要门类中的大部分代表汉赋的最高成就的作品，这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基础。 从汉代的问答体赋的渊源上讲，它与赋的最初形成是同步的。先秦就已经产生了问答体赋，而且屈宋、唐勒等已创作了较为成熟的作品，尤其是宋玉。问答体在他的作品中已得到了多方面的运用，生动而不雷同，铺陈而不板滞。再进一步讲，先秦和两汉这种问答体的产生走了和说理、论辩散文不同的路，它同时接受了孔庄以下的诗性精神和春秋战国以来雄辩滔滔的纵横文风，经屈原和宋玉、唐勒而发展出了汉代的问答体赋。 检视汉代的问答体赋，以问答体为标尺，兼顾到汉赋铺陈、亦即以说话为重点这一无法抹煞的特征，我们将汉代的问答体赋分成三类：一是弱化的问答体赋，说话的双方产生了巨大的篇幅差异，像七体、设论以及一些散篇都体现出作者给予说话双方的这种不同的待遇。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扬雄的《羽猎赋》，问答体只是文章的一个引子，不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典型的问答体赋，典型在它们都是汉代赋作中的代表作品，典型在它们是两个人或几个人轮流上场、互相争辩，每个人的观点既相关又能自成一体。但无论是以上哪一种，弱化的还是典型的问答体赋，问答结构本身都在逐步丧失它的积极意义，都邑畋猎作品失去了互相抑扬的争论，七体失去了它的渐进性效果，设论的问答结构则成了个空壳子，和主题相脱节。三是故事赋，这种作品汉代较少，但却体现出特殊的的意义。尤其是《神乌赋》，它使唐代俗赋不再是个突兀的现象，成为俗赋发展史上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通过问答体赋与非问答体赋的比较，我们发现，问答体给赋带来了崭新的东 西。从形式上看，非问答体赋是抒情型的，问答体赋则是真正讽谏型的作品，前 者总是追求读者的共呜，突出了情感的交流，后者则通过问答体加强了文章的复 杂性，拉开了作者与作品的情感距离，有利干理性的思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表现 在讽谏，问答体形成了摹拟的辩论场面，问答结构通过人物的描写运用丰富了赋 的讽谏艺术，而且和赋的发展是相一致的；通过表现具体的辩论结果，问答体赋 暗示了褒贬取舍，暴露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期望；通过赋的叙述逻辑，我们可以看 到问答体赋也并不仅是铺陈，它还在隐约地表达着一种个人的意见，成为赋讽谏 的表现方法之一。以上这三个方面都是问答体赋所特有的，它体现出比非问答体 赋更适于讽谏的特点，也是汉赋中主要的讽谏作品。 最后，问答体赋既有源也有流，它不仅在汉赋、在汉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也对后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像七体、设论一直是屡被摹拟的对象，它们都 是汉代问答体赋的首创。也许在后世，赋不再具有突出的文学地位了，创作不那 么繁盛了，但许多名篇，如韩愈《进学解》、《送穷文》、欧阳修《秋声赋》、苏拭 《前、后赤壁赋》都采用了问答体，而且皆有所本。可以说，对问答体这种古老 的表现手法而言，汉代的问答体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