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实务中出现了一些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借款合同之外,又缔结《商品房买卖》来担保前述借款合同的情形,有些人将其称为“买卖型担保”,但更多人将其放在“以物抵债”一语下讨论其规范定性与法律效果。实际上,实务界及学界一直在经验归纳的层面使用一种惯习术语即“以物抵债”,而此一术语包含着多种指称对象,如代物清偿、间接给付、让与担保、债之更新以及前述所谓的“买卖型担保”。一时间,如何准确认识、定性“以物抵债”,进而对法律实务提供裨益,便成为热点问题。然而考察以往文献,许多论者皆采取“从分析到综合”的方法,先高屋建瓴地为“以物抵债”下定义,然后再从该抽象的一般定义展开,讨论实务中的各种法律现象。为避免此种方法之弊端,本文先对“以物抵债”一语在民事诉讼法及民事实体法语境中所指称的不同对象进行梳理,并在后种语境下重点检讨之,冀求能够穿透诸种“以物抵债”现象之肌理,求同存异、条分缕析,并最终构建一个架构分明的类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炼解释规则。在民事诉讼法语境下,“以物抵债”一语,有时指称的是在流拍、变卖不能后的“以物抵债裁定”,即一种对非金钱财产进行执行的执行措施,有时是指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的作为“执行和解”的以物抵债约定。前者系一种民事执行措施,而后者则兼具实体法及诉讼法上之性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前置审查措施。此外,为防范当事人利用法院为“以物抵债”约定出具调解书以行虚假诉讼之情事,有些地方法院严格限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请求法院为其事先达成的以物抵债约定出具调解书的行为。而在民事实体法语境下,“以物抵债”一语指称的是当事人达成合意、以一项他种给付消灭原债务的约定。实务中的诸种约定具有一项共性,即当事人皆提出了一项他种给付。而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当事人在以该他种给付清偿原债务之时、是否先以履行一项有拘束力的“清偿—变价约定”为前提作为标准,将此时的以物抵债约定划分为“非变价型”的以物抵债约定和“变价型”的以物抵债约定。前者包含代物清偿、债之更新以及替代权之行使,而后者则包括间接给付、让与担保、流质流抵押约定以及所谓的“失权约款”。所谓的“买卖型担保”也是一种经验性的惯习用语,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规范构成和法律效果,而须结合具体情事,进一步解释当事人之真意以查明之。实务中,“买卖型担保”有时指的是“失权约款”,有时则构成“附条件的债之更新”。将以物抵债约定依据前述标准区分为“非变价型”和“变价型”是具有实益的,其有助于识别,债务人是否负有提供他种给付的义务,亦有助于确定清偿债务的具体方式。相比之下,将以物抵债约定区分为“要物型”和“诺成型”即有所不足,因其仅在考察当事人单纯的以物抵债合意有无拘束力。而考察“和解中达成的以物抵债约定”和“非和解中达成的以物抵债约定”,虽亦有助于认识与法律适用,但仅能成为“非变价型”与“变价型”之分类的一种有益补充。最后需要重点讨论,如何在实务中查明当事人所约定的以物抵债约定的不同类型。这就需要以意思表示解释一以贯之。《德国民法典》第364条第2款虽然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却不能解答该问题之全部。为查明、辨析诸种不同以物抵债约定,在意思表示解释上可采取先后两层步骤,即首先考察当事人之合意有无拘束力,如有,则有无以新债设立本身直接、终局地消灭原债,如否,则排除债之更新、债之变更之存在,进一步考察构成其他情形之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