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性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城市具有相通之处，而分开独立地来看，每一座城市又可被视为所在地区文明的象征和文化的储藏所。因此可以说城市是一种多元综合的现象，是历史的积淀物。伦敦和巴黎是19世纪西方最为强大的帝国——英、法两国的首都，作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伦敦和巴黎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整个西方世界的强盛，从这两座城市入手即可打通一扇了解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窗口。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下了包括《南京条约》在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中尤以英、法为首，在动用武力使国人感到屈辱以后，继续施加压力，迫使清朝政府依据西方国家的意愿答应“外使驻京”的条件，从而确保他们在华取得的利益，同时，亦希望东方向西方派遣使者，有意要将清王朝拉入西方统治世界下的近代外交形式之中。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陆续派遣清朝官员作为使臣出使西方，并由总理衙门制定规章制度要求他们将出访期间在异国的所有经历和见闻撰写成日记定期回馈朝廷。留洋的驻外使臣们大多为士大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黎庶昌等，他们虽本着完成朝廷派遣任务的目的来完成域外游记，但实则间接地探求了异域文化，同时积极努力寻求民族身份的定位。除了派遣的官员以外，还有文人、商人等其他身份的中国人。文人群体中代表人物有王韬、陈季同；工商业代表人物有李圭；此外，还包括一位在洋务运动中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军用专家徐建寅，他们在游历西方以后开始近距离审视异国形象的，深度不一地通过撰写域外游记的方式记录下各自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近代域外游记反映出了这些人在与政治局势的变迁互动中以独特的眼光观照他国，从而获得基于各自想象与体验上的异国形象认识，因身份的不同视野聚焦的点也因人而异。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对于整个西学东渐都具有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