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政党形成的理论基础,也是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又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意识形态本身是否先进,二是政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是否科学,后者也就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观。相同的意识形态,由于“观”的不同,行为上很可能极为对立,南辕北辙。科学的意识形态观能使政党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而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则可能使政党因为缺乏足够多的民众认同而丧失执政地位。在政党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各类政党都会面临对意识形态的态度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中,意识形态观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基于意识形态观的重要性和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观研究的缺乏,本文将意识形态观与中国共产党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重点,力图从中找出一般性的规律,为政党执政提供借鉴。研究过程主要运用唯物主义、比较分析、史论结合、多学科综合等方法,意欲实现研究对象、概念、观点、方法上的创新。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政党意识形态观研究的基本理论。本章主要是对基本概念,包括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观等的梳理,并搭建起文章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政党意识形态观是指政党对意识形态所持的态度与看法,它主要通过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地位、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关系、意识形态与民众利益的关系的态度和看法体现出来。不同政党、同一政党在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观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一般说来,政党的意识形态观会受到政党的地位、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自身的状况、历史文化渊源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二章:国外政党意识形态观的考察。在对意识形态地位的态度上,国外政党大致可以分为较少关注意识形态的政党和将意识形态视为政党自身发展和执政工具的政党;在对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选择上,国外政党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有的较注重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有的较注重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有的则将意识形态视为社会构建的目标模式;在对待意识形态与实践关系的态度上,一类政党认为实践发展了,意识形态应当随之发展,另一类政党则基于既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作用,拒绝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在对待意识形态与民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国外一部分政党认为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更多地关注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另一部分政党则认为应当发挥意识形态的政党区别功能,因而着重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受不同意识形态观的影响,国外政党的发展也呈现出两种明显的趋向:一部分政党实现了由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或是坚持和巩固了执政地位;一部分政党则丧失了执政地位,甚至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政党政治的普遍现象,国外政党在意识形态观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借鉴,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和看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忽“左”忽右的意识形态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世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也给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一个在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理论修养欠缺;党的成立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共多方面的援助;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曾留学苏联,深受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将马列主义确定为指导思想,而且还对马列主义、苏共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持教条化、僵化的态度,忽“左”忽右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最大的特征。这种意识形态观使幼年时期的中共内部产生了多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组织自身受到沉重打击。第四章: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意识形态观。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依据民众利益的变化,对党的纲领路线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意识形态观实事求是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该种意识形态观的指导下,毛泽东思想形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第五章:中国共产党谦虚谨慎的意识形态观。建国后,刚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诸多问题: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反动残余势力兴风作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采取排斥和孤立的政策,等等。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执政问题的艰辛探索。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支援和帮助,两国又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了苏联经验,适时制定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谦虚谨慎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最大的特征。这种态度使新中国顺利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这一切都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观是比较谦虚谨慎的。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极端“左”倾的意识形态观。但是,建国初期的意识形态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中共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也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干扰,还由于中共对当时的社会结构作了错误的判断,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观开始向“左”偏转,且愈演愈烈,直至走到“左”的极端。在这一过程中,对马列主义的“创新”误入歧途,毛泽东思想被僵化,党的政治路线也明显地违背了当时的社会实践和民众的利益诉求。极端“左”倾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最大的特征。这种态度一直持续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中共的执政地位经受着严峻考验,社会发展几乎停滞。第七章: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意识形态观。中共意识形态观误入歧途二十年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新时期,中共继承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实践为依据,对马列主义进行积极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最大的特征。这种意识形态观的影响在于:在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依然稳坐“钓鱼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骄人的奇迹。生动的实践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意识形态观的巨大魅力。结语: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与自身发展关系的分析,对照国外政党意识形态观与政党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时候政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比较科学、比较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发挥得好,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就发展顺利;反之,什么时候政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偏执、僵化、教条,把它当神,把自己当奴隶,什么时候意识形态的功能就难以发挥,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所以,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仅要有先进的意识形态,而且要有对意识形态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意识形态在党联系民众、推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才能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也被国外政党的发展史所验证。因此,作者认为,所谓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就是:认为意识形态是价值目标,但价值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符合实际;认为意识形态是工具,但必须以能不能凝聚广大民众、党员为标准;认为意识形态是行为准则,但不能僵化;认为意识形态是旗帜,但应当尽量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