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动能弱化,逆全球化端倪显现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各国畅通资源要素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助力国际经济大循环与全球经贸发展的重要途径。2020年是我国谋划“十四五”的规划之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能有效对接我国“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系统性提升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水平,共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我国对外投资领域可知,亚洲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地区,但由于该地区存在发展水平不均、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造成我国在对其投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然而,伴随新一轮的投资体制规则的变迁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加强深化,国际互利投资体系的构建正逐步完善,亚洲各国的投资便利化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有效提升。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水平,降低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交易成本与风险,也有助于间接促进我国OFDI对东道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组织管理技能提升、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助力我国在积极“走出去”下加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带动亚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研讨意义。本文围绕投资便利化及其影响展开了系列探究,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法与计量分析方法,重点借助SPSS22.0和Stata15.0软件,针对2007-2017年我国同亚洲地区25个重要投资国间的贸易往来数据,分别进行了主成分分析与系统GMM估计处理,多维度衡量测度了亚洲域内不同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我国OFDI的影响,从而探究政策优化路径。根据文章脉络可知,首先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归纳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投资便利化的内涵特征、影响机制、指标评价体系与影响作用的研究现状,重点厘晰了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作用于母国OFDI的影响指标,并将其确定为基础设施、政治制度、营商环境、金融服务与信息技术等要素;其次,通过对我国向亚洲地区投资数据的采集整理,重点围绕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区位以及行业分布展开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把握了我国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现状及现存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对亚洲区域投资发展情况持稳向好,投资规模上升空间与发展潜力较大,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区位聚集与行业聚集现象,相关投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再次,通过引入关联指标,构建了亚洲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亚洲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结果表明:影响亚洲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主要因素有信息技术应用、政治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营商投资环境与金融服务效率等方面,影响效果依次减弱。投资便利化处于领先水平的地区为西亚及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投资便利化水平位居首列。但由于部分地区内部经济发展较不均衡,造成不同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南亚地区是政策改善提升的重点区域;再次,运用系统GMM回归法检验了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作用,把握了相关变量要素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亚洲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地理距离、对外开放程度与具有贸易协作伙伴关系等因素对我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投资便利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与贸易协作关系的正向影响较为明显,而人口密度影响效果最低,地理距离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使得深化双边合作与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促进我国OFDI在该区域内向好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最后,根据对研究论点与实证结果的提炼总结,本文沿着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以加强互联互通、积极缔结双边投资便利化协定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政府间沟通以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畅通融资渠道以改善金融服务效率与加强科技领域合作以促进技术进步的改善思路,针对性提出了适宜推动我国与亚洲国家经贸往来发展的优化路径,从而助力我国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下构建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框架,带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