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是中国文论的核心术语,“兴”为词根的系列词组所形成的词族以独特的言说方式和表达特质构成了汉语论域的阐释体系。通过清理“兴”词族的核心术语和概念命题,研究“兴”词族的生成演变,可知其在时代思想观念发生较大变化时,仍然能够不断地在新的文化秩序中展现出强大的构词能力和生命力,容纳作家、作品和读者。因此,“兴”词族涵盖了整个文学过程,在揭示文学的固有特征方面有着足够的包容性和生命力。通过梳理“兴”的核心话语可知,“兴”在进入诗的范畴之前,就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甲骨文时期,“兴”字就被赋予了独特的语义内容和文化内涵,强调着“主体的心灵感受”,成为“兴”词族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的有力支撑。进入具体的语境后,“兴”字及其词族的应用范围和应用对象实现了普遍化,朝着日常生活、家国政治、自然事物等方面拓展。但在礼仪活动之中,“兴”词族仍然保留着祭祀之兴的原始文化,并且呈现出“尊卑礼仪”的政治意味,初步表现出向儒家伦理道德和哲学精神靠近的趋势。先秦时期的“兴”字和词族的应用与拓展,奠定了后世“兴”构词的基本方向,并为其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兴”打通与诗之间的通道,并实现自身的复杂化和丰富化,始于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和“兴于诗”两个命题。二者的提出和阐释一方面促使“兴”词族的语义内容和文化内涵朝着挖掘诗句背后的诗义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促使诗成为寓意深刻的作品。而后,汉代承袭孔子而来,“比”“兴”在汉儒手中完成合流。在“兴者喻”的阐释路径下,汉儒以兴喻弥补诗句和诗义之间的差距,开启“兴”作为释义批评的路径。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汉儒并未将“比”“兴”合称为比兴,比兴合称最早源于刘勰。而刘勰所言的比兴,在应用范围,语义内容和文化内涵上皆不同于汉儒的比兴观,这导致后世试图区分“比”“兴”的阐说不断,由此拓展出关于“兴”的功能、性质、分类等探讨,丰富了“兴”的阐释系统。在诗文评视野中,“兴”词族最为丰富。在先秦时期,祭祀的最高境界在于“神人以和”（《尚书·舜典》）,可理解为一种“神人同一”的状态。而后通过诗的创作和品鉴完成了由“神人同一”向“物我同一”的过渡,“兴”词族的演变呈现出了清晰的脉络,兴情和兴文连接起主体创作情感触发和投射的过程;兴会表现着来不可遏的灵感;兴趣、兴味体现着“文已尽而意无穷”的韵味深长;兴象则标志着彻底挣脱汉儒比兴观的阐释路径,展现出“兴”造境的功能。兴寄、兴托、感兴、乘兴等词组贯穿了作者、作品、读者文学创作和品鉴的全过程,容纳着崇高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个人审美追求,是个体与普遍的统一,体现着生命的共感。在现代语境中,加之西方文论的影响,“兴”词族逐渐呈现出潜隐的状态。而潜隐状态则表明,“兴”仍然有生命力和适应性,从未离开中国文论的视线。通过与西方文论的对话,立足于中国人的生存现状,熔铸新词“兴发感动”和“感兴修辞”,“兴”再次展现出独特的言说方式和表达特质,呈现出“兴”词族的复苏之势以及生命力。综上,“兴”词族的意义阐释系统经历由祭祀之兴到礼仪之兴、礼义之兴、文学之兴的丰富演变,多种概念相互融合,逐渐枝繁叶茂,其强大的构词能力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独特的中国汉语论域的独特言说方式,呈现出复杂性的同时展现出中国文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回归中国文化的母体,通过“兴”词族去探寻中国文论的文化精神,以此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论体系,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