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在现行标准下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已经终结。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相对贫困成为我国贫困的主要形态,并且呈现出复杂性和持续性的特点,贫困治理也相应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农村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生存环境脆弱,致贫因素较为多元化,在绝对贫困解决之际依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乡村振兴的基础还不牢靠,为更好的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尽管需要重视正式制度的作用,但是在“熟人”社会的我国农村地区,非正式制度也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不能完全被正式制度所取代。尤其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正式制度还不完善,在一些农村地区,正式制度的作用有限,非正式制度则成为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改善相对贫困的重要推手,但这种非正式的约束缺乏强制执行机制。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众多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如集体主义观念、宗族文化、邻里关系等,这些不同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问题研究,对于推进相对贫困治理,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非正式制度与相对贫困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对非正式制度与相对贫困的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基于时间演化的分层理论可以将农村地区较为常见的非正式制度分为第一层次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第二层次的宗族文化以及邻里关系。因此本文在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从集体主义观念、宗族文化以及邻里关系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第一层次的集体主义观念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集体主义观念显著降低了我国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这是由于集体主义观念对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市家庭。此外,研究表明这一影响是通过增加社会互动来实现的。集体主义观念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这一影响对数字化程度较低、家庭无社会保险、偏好风险的农村家庭要更大一些。此外,对于集体主义观念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解决。其次,本文使用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对第二层次中的宗族文化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宗族文化越浓厚,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越高,这一影响是通过阻碍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以及挤出家庭对正式保险的需求途径实现的。大姓当选村主任则能显著降低宗族文化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宗族文化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这一影响对南方、村庄开放、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初中及其以下学历的农村家庭要更大一些。此外,对于宗族文化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解决。最后,本文使用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对第二层次中的另一种非正式制度邻里关系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良好的邻里关系会显著降低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良好的邻里关系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要大于城市家庭。对二者之间的机制问题研究发现,这一影响是通过提高家庭投资性活动的积极性实现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使得邻里关系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显著降低。邻里关系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这一影响对北方地区、非开放、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农村家庭要更大一些。此外,对于邻里关系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解决。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使用分层理论将农村隐性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分为第一层次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第二层次的宗族文化和邻里关系,这种分层理论为农村家庭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其次,使用理论分析、计量和比较的方法,系统性地揭示了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相对贫困领域的研究内容。最后,研究发现不同形式非正式制度集体主义观念、宗族文化、邻里关系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使用调查数据中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对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的对象进行识别,虽然有依据来支撑,但作为间接衡量的一种手段,难免存在误差,同时也并未对农村地区多维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其次,对于农村地区隐性层面的非正式制度,我们只关注了较为重要的维度,即第一层次的非正式制度集体主义观念和第二层次的非正式制度宗族文化和邻里关系,这可能并不能涵盖非正式制度的所有维度,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更加全面考虑各个维度的影响。最后,受调查数据的限制,集体主义观念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使用的是截面数据,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关注对家庭的追踪,以便使用面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