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译介了大量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开拓性和启迪性，这些译品也体现了郑振铎独特的翻译风格和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就翻译理论诸多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中肯且较有见地的观点：论证了文学作品的可译性，进一步阐释了翻译的目的与功用，探讨了译者的责任、文学术语译名的统一性、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最早讨论了重译，语言的适度“欧化”等一系列问题；最早介绍和评价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研讨并发挥了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理论，他是较早对我国整个近代文学翻译史加以研究并进行总结的人之一。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具有开风气、补空白的示范指导意义，而且在当今的翻译界，这些翻译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翻译实践活动。《飞鸟集》和《新月集》是郑振铎最为优秀且极具代表性的翻译作品，两本诗集均出自印度诗人泰戈尔之手。诗集的视角独特新颖，以内容多样且不拘一格的小诗形式呈现，诗句简短却意味深长，蕴含着丰富的哲理。郑振铎所译的《飞鸟集》和《新月集》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忠实于原著，而且还将原文艺术的美也完美地融合到了译本之中，充分地体现了郑振铎的翻译思想。因此，从郑振铎的这两个译本入手，进一步挖掘和归纳郑振铎翻译理论观点和其具体的翻译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实践层面对郑振铎的译论加以印证，就显得十分必要。最后，本文对郑振铎的翻译观点与当代西方主流翻译理论的契合之处进行了研究。在中西翻译思想交汇相融的当代，创建适合我国国情需要、符合汉语言文化的翻译理论体系，不仅要“吸纳”西方翻译理论，更要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的翻译思想。因此，对于翻译家的研究，尤其是像郑振铎这样传统的优秀的老一辈翻译家的理论思想，更应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