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建立在自由及自愿规则基础上,其反映了人类天性,也是现代社会保障基本人权的需要。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建立在“自由及自愿规则”的基础上,最早在英国法中确立。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将其上升为宪法权利,才使其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得到法律真正意义上的承认。静态的立法并不是该特免权发展的终点,即使在美国,公权力也有意无意地忽视该特免权的存在,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件的裁决扩大其适用范围,建立对侵犯该特免权的制裁措施,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制裁后果,才使该特免权得到有效保障。随着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相互借鉴,作为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逐渐在德国等成文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亚洲地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也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将该特免权吸收进入它们的法律体系。鉴于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关注,及其包含的普世价值,《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也将其予以纳入,作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刑事法律传统重视国家利益超过个人利益,多年来对该特免权持排斥态度。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我国宪法,对个人权利的日渐重视,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等法律制度才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立法者在移植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制度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化改造,规定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第一次确立了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规则。但其与国际法、外国法视野中的“反对自我归罪”尚存诸多差异,与国内法原有规范也有不小的冲突,在运行环境堪忧的情形下,必将影响其实施效果。本文在介绍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制度发展沿革及国外立法的基础上,比较了我国反对自我归罪的相关规定与国外立法的差异,并提出从法律解释、协调与现有程序规则的冲突、在刑法上进行呼应立法、司法机关转变理念等四个角度对我国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规则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