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10·28公交车案件”再次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敲响了警钟,包括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也涉及到如何适用该罪名的问题,可以说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困惑,同罪异判、轻罪重罚、扩张适用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不仅出现了该罪的扩张适用,在说理上也缺乏对该罪主观方面的论述,“以刑入罪”的观念趋势明显。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传统刑法向风险刑法的转变从根本上推动了该罪向“口袋罪”滑落。回归该罪本身,构成要件要素模糊一直被刑法学界饱为诟病,刑法学家对“公共安全”和“其他危险方法”的理解莫衷一是。建立统一明确的客观判断标准成为准确适用该罪的关键。“公共安全”的核心是“不特定”,“危险方法”的核心是“不可控”。因此,首先应当建立以“不特定”和“不可控”为成立要件的判断标准,统一构罪标准与司法适用。其次,司法人员应当树立“精细化”的刑法观,细化文书说理,尤其是主观方面的依据与阐述,使刑法第1 14、115条的执行更加客观理性。再次,建立“情景判断”模式,以行为时的思维加以分析。最后,要坚持“刑法谦抑”的立场,避免“以刑制罪”的重刑主义立场和偏差,以限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为指导或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