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游民向来是一个被国家和主流社会排斥的阶层，游民的反社会、反传统的特性，使得游民问题成为历代王朝头疼的问题。19世纪的清代统治者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即便是首善之地的京师也不能幸免。　　作为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较于一般城市，京师所能提供的生存空间更大，拥有的各类救济设施更为完善，因此，对于周边地区的游民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整个19世纪，京师的游民数量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发严重。　　为了控制京师的游民数量，解决日益增多的游民问题，清代统治者费劲苦心，首先，通过赋予顺天府衙门、八旗都统衙门、步兵统领衙门及五城御史衙门等国家机关维护京城治安的权限，强化治安力度，监督游民活动，预防游民犯罪。在嘉庆十八年爆发天理教之乱后，更是建立起京师的保甲制度，配合原有制度，加强对游民的治理。其次，为了避免激化与游民间的矛盾，清廷也采取了一定的救济措施，向濒危游民施舍衣食、提供临时居所。　　此外，在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大清律例》中，统治者对于游民犯罪的惩治有着详尽、严密的规定，从直接威胁清王朝统治的秘密会党、秘密教门，到扰乱一般社会秩序的游手无赖，都被纳入到法律惩治的范围之内。　　纵览19世纪，清代统治者对于游民的管理越来越严密，对于游民犯罪的惩治越来越严厉，但是，由于人口相对过剩与土地短缺的根本矛盾无法解决，统治者自身管理水平和效率的低下，以及统治者对游民阶层“一刀切”的态度，使得京师游民问题的解决成为空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840年后，为了富国强兵，对抗西方列强，国人开始西方学习，而且学习的范围从单纯的科学技术，一直到政治和法律制度，但是，解决游民问题的先进措施却被忽视掉了，使得19世纪的游民治理与以往并没有太大区别。20世纪初，清廷实施新政，在游民治理方面，一下子引进了诸多西方先进经验，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积累，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总而言之，“以古为镜”，了解到，游民治理是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大工程，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政治上的民主化等因素都不可或缺，此外，对游民阶层的客观认识也有助于更好的解决游民问题。对于游民这个整体上处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的阶层，要减弱他们的消极影响，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全社会的努力，尤其是当政者的切实关怀，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