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呈蔓延态势,尤其是在国有企业,高管奢靡在职消费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国有企业高管“亦官亦商”带来了权力寻租的双重风险,而严格的薪酬管制也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滋生,对高管在职消费的监管已成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难点之一。2012年,中共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吹响了打击畸形在职消费行为的号角。可见,在中国“反腐败”和“降成本”的大背景下,如何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已有文献指出,超额在职消费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产生的高管权力寻租行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即通过一种内在的机制来制衡管理层权力的滥用,降低管理层以权力谋取私利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法。内部控制被公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对权力进行约束的制度安排,理应可以发挥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作用。然而,内部控制其治理效果如何?具体的治理路径是什么?其治理效果是否会受政策环境变化等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存在差异?目前鲜有文献对此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以2010-2016年深沪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从纵横两个维度分析了政府控制层级(横向)和“八项规定”的出台(纵向)对这种抑制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这种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且在“八项规定”出台后更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内部控制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是通过约束管理者权力这一路径实现的。本文的研究发现肯定了内部控制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积极作用,揭示了外部政策与内部控制在高管腐败治理中的互补关系,因此在国有企业反腐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同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内部控制经济后果和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中国正在推行的内部控制实践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反腐实践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