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是以共同事业为普遍中介的伦理共同体。和谐社会的伦理关系,是由和而不同与和则生物构成的一体二面的无支配关系。公民在和谐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成员资格,对和谐社会之共同事业享有平等的“共有”、“共享”、“共治”权利。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政府发挥元治理的作用,实施“好的治理”,建立卓越的领导班子,培养卓越的领导干部队伍,创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简称“IPSLC”)适应了这一需要。公选公正的主题是公选制度,其实质是一种配置公正,而非分配公正和配给公正;其目的在于领导者个体善与领导集体善,并通过公选制度本身的公正与公选制度运行的公正两个层面实现。“公开环境”是公选公正的始点,是公选之前设定的一种“初始境况”,是一种“理性事实”。环境的公开程度与公选公正的实现程度成正比。公选公开环境是一道公开、实在、共同的“阳光之幕”。阳光之幕是根据判断领导干部与公选领导岗位相匹配的理由设计的,它包括双重规定:其一,与公选相关的信息完全公开;其二,公选过程有组织地开放。阳光之幕包括事情意义、规范意义、事态意义上的客观环境,包括参与公选领导干部、专职公选人员、监督公选的公众动机意义上的主观环境,比罗尔斯的正义环境更加复杂。公选公正的基本内容是环环相扣的四个环节的公正:资格公正、竞优公正、考核公正、匹配公正。资格公正以选拔标准为依据。资格公正也就是资格平等,是在公选领导岗位所要求的最低选拔标准面前的人人平等,体现了机会平等的公选理念,而非向才能开放的前途的平等。它承认并尊重资质差异,同时又为资质的展示提供了自由的空间。竞优公正在于选拔出领导能力出类拔萃的领导干部。竞优环节的公正表现为公平,不仅是在规则面前竞争的形式公平,尤其是在公选岗位所要求的领导素质上的实质公平。竞优公平具有工具论和本体论双重意义,从而在制度上预期公选竞优的公平。但由于竞优制度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它与竞优公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需要考核公正来弥补。考核公正以群众公认为标准,不仅能够得到外部辩护,还能得到内部证明。群众评议应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对领导干部进行公道评议。群众评议因自身动机,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优化群众评议的形式,强化单位对群众评议责任的承担。匹配公正应遵循各尽其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做到人岗合宜。对于优秀入围人选,亦应予以其应得补偿,实现领导人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公选公正的四个环节贯穿着三大理念:复合平等、公选之善、公共理性。复合平等是公选公正作为配置公正的本质,具有历史性和非模式性的特点。复合平等意味着平等是公选各个环节共同的公正理念,但各个环节的公选公正又彼此相异。复合平等的根据不在公选制度之中,而存在于公选各个环节之中。公选公正的实现始终以公选善的理念为指导,并向着公选善的目标前行。公选善具有公共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特性。公选以“真”为“善”,或公选善的公共性在于“真”。真理性是对公选善的具体规定,包括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真理性的公选善具有价值性,既是一种目的价值也是一种工具价值,能判别公选领导干部与公选领导岗位匹配的合宜性。公选求“真”实现公选公正的价值目标,是所有公民运用公共理性的结果。公选中的公共理性主要使用公共证明和公共证伪的形式,为公选之“真”做正面论证和反面辩护。但公共理性的功能是有限的,需要公共合理性进行补充。实现公选公正要求设计科学合理的制度。公选公正的制度不同于经验中的公选制度。公选公正的制度是一种共和结构,由专家、公民、专职公选部门、政治领导四大要素组成,体现着党管干部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的精神,具有混合和均衡两大特征。公选公正的制度以民主商谈为主要活动模式。公选商谈分为实用商谈、伦理商谈和道德商谈三种类型,根据两种不同程序进行。公选商谈的理想环境,由商谈程序原则和商谈论辨原则规范建构而成。公选商谈的顺利进行,需要专家、公民、专职公选部门的人员和政治领导履行作为公民的义务;在公选过程中,这些公民义务主要包括勇猛精进、承诺于心和公于公选三个方面。公选公正的效应是公选公正制度运行效果的产物,包括公选公正的直接效应和公选公正的外溢效应。前者是相对于公选活动的效应,后者是相对于公选制度的效应。前者主要体现为领导岗位资源的配置。但公选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程序公正,以致与公选公正形成张力。公选公正的直接效应的实现,关键是在公选的不完全程序中注入完全程序的因素,从而在公选制度与公选公正之间建立更具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后者源于公选公正的溢出效应,即公选文化的发展和更高层次的潜在领导队伍的壮大。公选公正对公选对象的培育,将成为公选制度自我良性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只要公选制度从公选公正中获得持续创新的动力,只要公选制度从公选公正中获得共同治理的动力,我们就可以理性地预期,公选制度将成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主体,成为人类历史上科学先进的选拔任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