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东亚局势纷繁复杂。曾经诚心奉明,却在丙子之役后被迫事清的朝鲜王朝,密切关注着中国各方势力的较量,对于未曾有过官方直接联系的南明与台湾郑氏政权也有着诸多想象。在清“三藩之乱”前,朝鲜王朝就已从燕行使、漂流民和与日本的往来中广泛搜集到郑氏政权的相关情报,丰富了对郑氏政权的认知。而在“三藩之乱”发生后,朝鲜将郑氏相关情报与对战况的关注结合起来,引发了朝鲜内部关于筑城设防、渡海通郑以及作伪倭书等事件的激烈争论。1667年,台湾郑氏官商林寅观等95人漂流到朝鲜,使朝鲜王廷首次真切感知到南明与郑氏政权的存在。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漂流民,朝鲜王廷产生激烈争论,最终屈从现实,将95名漂流人全数押送辽东,后被清朝全部处死。这对于朝鲜王朝是个重大打击。此后,朝鲜改变处理漂流人的办法,就地遣送,以维系其“尊周思明”的理念。除了朝议中对郑氏政权的关注,朝鲜士人从文化心态和学术思想的角度也形成了对郑氏政权的认知与想象,并持续了约两个世纪。十七世纪中期至十八世纪初,朝鲜文人主要关注郑氏政权的身份,从崇明义理的角度对郑氏进行褒贬性的形象界定,对郑氏的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知之甚少。崇明思潮一直贯穿整个朝鲜王朝中后期,因此,即使到了第二阶段,对郑氏的身份认定仍是朝鲜文人关注的重点之一。但较之前不同的是,随着十七世纪末朝鲜实学的逐步兴盛,朝鲜后期历史著述也有了新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对史实的考证,如关注郑氏政权的历史沿革与史书记载中的真伪,还有历史地理学的新发展,对郑氏政权曾经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风俗等知识都更加熟悉,想象的成分减少,形成的认知也更加客观。同时,由于朝鲜王朝对郑氏政权的关注几乎都与南明相关,因此,朝鲜所编南明诸史也成为考察朝鲜对郑氏政权认知的对象之一。在此过程中,贯穿整个朝鲜王朝中后期的尊周思明思想始终是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