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初经学为研究对象,以朱元璋征召刘基、章溢、叶琛的1358年为上限,以发生靖难之役的1402年为下限。第一章主要介绍明代经学研究现状,总结了明代经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利弊得失。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中国学者皮锡瑞、周予同、刘师培、范文澜、马宗霍、钱基博、何耿镛、蒋伯潜、刘晓东、许道勋和徐洪兴、章权才等多从汉学立场评价明代经学,因而明代经学往往成为诸位先生批评的对象。文章举例比较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经学的评价的不同之处,并且指出经过150年的时间,随着经学观念的变化,前后两部《提要》对明代经学成就的评价也发生了改变。总体而言,诸学者大都批评了《五经大全》,同时将赞誉送给了几部可与清学相提并论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经学研究尚处于比较粗糙的阶段,对它的研究也亟待加强。因为明代经学著作繁多,经学现象复杂,所以对明代经学的重估也需要从基础做起。明初经学作为明代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重新给予思考的。第二章论述洪武政治与经学的关系。洪武时期实行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经学的复兴和发展,朱元璋也亲自参与到了经学讨论中,帝王对经学的崇尚使经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洪武政权对经学的根本要求是适用,基本原则是因时制宜,因此洪武政权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和对经学的改造。在因时制宜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组织学者对经书内容进行了改造,使其更符合政权要求。同时,朱元璋加强了对经学传播的干预,他组织学者翻译经书,精简经书,使经学思想在较低文化水平的社会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适用思想的指导下,洪武政权并不计较所谓的汉宋之别、真伪之别。洪武政治要求下的经学发展出现了汉学倾向,这与整体宋学潮流是有所区别的。第三章主要分析浙江籍学者的经学思想及主张。浙江籍学者以金华府的宋濂、刘基、王祎为主要代表,三人经学思想核心是经世致用。宋濂经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提出了大儒学观,扩大了儒学的外延。宋濂主张调和朱陆、融汇儒佛;倡导经史互助、为文宗经;其思想核心是不为空言,经世致用。宋濂的经学主张和特色显示了明初经学具有复杂性的一面。宋濂之辨伪学成就较高,其辨伪精神上承宋学,下启清代,具有重要意义。刘基不囿于成说,汉唐注疏与宋儒言论并重,其《春秋明经》意义丰富,华夷之辨是其书的重要思想内容,但并不是全部,《春秋明经》还包含着其它重要内涵。王祎主张博学多识、博览群书、学贵有得。王祎倡导《六经》与《四书》相互为用,对于汉学、宋学所依赖之经典文本都予以重视。另外,金华府尚有多位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但影响不如上述三人。其中胡翰之复古思想、苏伯衡之不废小学、以文学视角研究经学的主张以及戴良的不迷信宋儒、融汇经史的主张是其中富有启发意义的经学主张。金华府籍学者之外,台州籍学者朱右最出名,他倡导以文衡经,体现出了经学文学化倾向。浙江籍学者中,尚有衢州府籍学者何初和徐兰,严州府籍学者徐尊生、张复、俞深,杭州府籍学者瞿右,嘉兴府籍学者鲍恂,宁波府籍学者景星、傅淳,这些学者的著作多已经亡佚,说明其经学成就不如金华府籍与台州府籍学者。第四章主要分析江西籍学者的经学成就和主张。抚州府籍学者危素主张调和朱陆、融汇经史、博学多识、随时适用、独立思考,这对于明初经学发展多有裨益。南昌府籍学者朱善不全迷信朱熹,开始从文学角度理解《诗经》,在《诗经》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吉安府籍学者萧岐、陈谟、周是修主张随时致用,不囿于一家之学。陈雅言则于科举经义多有发明,科举制度与经学之关系研究一直是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顾炎武等学者给予科举制度以批评。但是,科举制度也有促进经学思想和书籍传播的作用。在明初,科举尚不废除古注疏,这在客观上对汉唐注疏的流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科举专用《五经大全》以后,经学发展就受到了阻碍。临江府籍学者梁寅致力于经学的传播,在朱子经学遇到接受的障碍之时梁寅努力完成经学的通俗化。梁寅之《周易》学多诠释参合程朱之意,但并不拘泥于程朱之学,梁氏尚多引他人之言以佐证己说,对经旨探讨亦有所发明。梁寅的《诗经》学成就最出色之处在于能够突破《诗经》的经学面目,在某些篇目的理解上能够从文学角度予以研究。第五章主要分析徽州籍学者的经学成就和主张。朱升主张为学须有为,倡导独立思考,打破慵懒学术思维,提倡博学多识。汪克宽不事科举,致力于有益之学。汪氏研读经书崇尚疑问,主张经学研究要明白易晓,其《春秋》学著作于胡传多所发明。赵汸之《春秋》学主张回归三传,具有复古色彩。他反对片面理解经书的性质,主张多视角多角度研究经学。赵氏还提出读经须求实理的主张,并践行此主张,所以他不拘泥于朱陆门户之见,指出两家始异而终同的著名观点。第六章主要分析游离于学术中心的福建、江苏籍学者的经学成就。福建张以宁的经学成就最高,张氏以史证经,《春秋王正月考》是其代表作,并取得了较高成就,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对“春王正月”的疑问多有解答。江苏与广东籍学者的成就则不及福建。第七章主要分析明初经学的发展特征。首先,明初经学尚有笃实之风,诸多学者多以经世致用为经学研究终极目的。在政权的干预下,明初经学经过重构呈现了通俗化特征。其次,明初经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地域上说,南方经学占据学术主流,尤其以浙江、江苏、徽州的经学成就最高,而北方经学则呈现荒芜状态。靖难之役的发生使南方经学发展遭受挫折,北方成为政治中心以后促进了北方经学的复兴。从研究对象上分析,汉学所依赖的《五经》系统的经书得到了重视,《春秋》学研究的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