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内外均衡矛盾或冲突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进入21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内外均衡矛盾或冲突越来越严重,贸易顺差一直持续扩大,甚至到2017年我国贸易顺差已达到3700亿美元峰值,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普遍认为中国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人为被低估,使得人民币在中国与西方贸易保持着不正当的优势,致使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增强。汇率作为连接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重要纽带,是解决内外均衡矛盾与平衡内外经济的关键变量,因此,有必要从均衡视角来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频繁双向波动对国内外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深入探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成因及其规律,不仅有利于公众及时采取正确的操作来规避汇率风险,而且有利于货币当局采取合适的政策稳定人民币汇率,鉴于此,本文从货币冲击和产出冲击两个角度深入考察不同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此外,汇率稳定在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也会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和实施效果,因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汇率的经济效应研究基础上,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效性三方面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或波动的经济效应。首先,基于一个同时具有资本市场特性和国际收支平衡特征的EERM模型从国内预期价格水平、国外预期价格水平与预期实际汇率等三方面理论推导均衡汇率的决定因素,通过一个时变协整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以及汇率失调程度,深入剖析不同时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探讨经济基本面因素与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协整关系,从政策因素和非政策因素两方面考察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长期动态决定。结果表明,2005年汇改之前,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相对价格、贸易条件、贸易自由度等非政策因素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长期动态决定作用逐渐减弱,2005-2008年期间,净对外资产水平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长期动态决定作用增强,但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相对价格、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长期动态决定作用减弱,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货币供给与政府支出等政策因素与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长期动态决定作用增强,直至2016年,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相对价格、贸易条件与净对外资产水平等非政策因素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长期动态决定作用增强。此外,基于TVP-SV-VAR模型捕捉经济基本面因素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短期动态影响特征,结果发现经济基本面因素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贸易条件、贸易自由度等非政策因素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动态冲击效应较为明显,而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货币供给与政府支出等政策因素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冲击效应较强。其次,在理论探讨货币冲击与产出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的传导机制基础上,采用STAR模型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与产出冲击在不同的冲击方向、冲击强度与汇率波动阶段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非对称效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存在冲击方向、冲击规模和汇率波动区制上的非对称性,相比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负向作用效果更为明显,相比正向产出冲击,反向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作用效果更强。随着货币冲击由低强度过渡到高强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规模较大的产出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相比经济波动剧烈时期,货币政策在经济波动平稳时期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作用效果更强,但产出冲击的作用效果更弱。相比低汇率波动区制,货币政策和产出冲击在高汇率波动区制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作用效果更强。通过LT-TVP-VAR模型考察货币政策、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动态影响发现,货币政策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后,货币政策和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由减弱趋势转为增强趋势,且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货币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再次,在探究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的动态决定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DSGE模型理论模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对产出、消费与私人投资产生显著的刺激效果,对物价水平产生不完全的负向传递效应,对就业和实际工资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对进出口贸易产生显著的负向冲击作用。此外,通过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广泛选取变量,基于SV-TVP-FAVAR模型实证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效应发现,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产出、消费、私人投资、就业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本保持稳定水平,对通胀的负向冲击作用表现为递增的趋势,对实际工资和政府支出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产出、消费、私人投资、就业和实际工资的正向促进作用均显著增强,对通胀和进出口贸易的负向冲击作用减弱。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冲击作用最强,对城镇就业和实际工资的冲击作用有限,对消费、私人投资具有较为显著的刺激效果,对通胀具有长期持续的负向传递效应。在从实体经济角度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虚拟经济效应,首先,分析了实际汇率对股票价格与名义利率等虚拟经济变量的传导机制,其次,通过构建ST-BVAR模型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三个方面实证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虚拟经济的非对称冲击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股票价格存在冲击强度上的非对称性,对市场利率既存在冲击方向也存在冲击强度的非对称性,但对债券价格并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再次,通过TVP-SV-VAR模型捕捉人民币实际汇率冲击对我国虚拟经济影响的时变特征发现,相比低汇率波动阶段,人民币实际汇率在高汇率波动阶段对我国货币供给和股票价格的正向冲击作用更强。人民实际汇率冲击对我国虚拟经济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实际汇率对货币供给的负向冲击作用减弱,对市场利率的冲击作用增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货币供给表现为逐渐增强的正向冲击作用,对市场利率的负向冲击作用逐渐减弱,且对股票价格与债券价格的作用效果正好相反。最后,在考虑IS曲线、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以及泰勒规则等理论模型系统内生性结构的基础上,分别将人民币兑美元双边实际汇率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多边汇率因素引入理论模型系统中,构建包含产出缺口、通胀率、名义短期利率、汇率等变量的TVP-SVAR模型,检验汇率因素进入泰勒规则是否符合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实际,捕捉利率政策在不同汇率波动幅度、不同汇率制度改革背景下对产出缺口、通胀以及实际汇率影响的动态时变特征,同时对双边汇率与多边汇率分别进入TVP-SV-VAR模型系统是否存在一致性给出合理的判断,结果表明,相对考虑双边汇率或未考虑汇率因素情形而言,将多边汇率考虑到泰勒规则模型中使得货币政策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目标参数均有所改善,其泰勒规则值与利率实际值拟合效果更佳,相比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短期调控效应增强。通过ST-BVAR模型考察汇率波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