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上世纪的繁盛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许多父权标准。所有的社会工具都在扮演着塑造女性的角色，以使其符合父权制价值体系所赋予的期待。所以说，人的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是由身处的环境决定和构建的。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从最初的赢取政治权力，直到后来意识到她们最根本的压迫其实是来源于由男人创造并控制的语言。在传统以“原作中心”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中，译者作为创作主体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是被忽略的。她／他是生活在作者身影下的隐形人，不应该具有个人感情和背景。完美的译者是绝对透明的并且不受任何外在或者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她／他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她／他自己的个性和特征。也就是说，翻译是复制，是原作的再现，被边缘化和女性化，“美丽”或“忠诚”，非此即彼。女性和翻译相似的劣势地位为她们的结合提供了天然基础。女性和翻译历史的联系为她们的结合提供了必要前提。她们努力颠覆强加在各自身上的压迫，以此使自己的声音在各自的体系中被听到。女性主义与翻译结合，并相互作用和影响。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丰富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重新阐释了翻译的忠诚论和译者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为改写，以此改写译者，译作和女性的身份。译作不再是忠诚于作者和原作，而是忠诚于作者和译者都参与其中的创作文本。译者的创造性对于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并不少于原作对于源语言的。译者主体性的呼吁对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很多方面证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合理性，认同她／他们在选择文本和翻译策略时享有的自由。因此，在女性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译作和译者的身份也得到了承认并被重新定位。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地增加，她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项与许多学科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跨学科研究。但是自由终是有限度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享受展现自己主体性的权力，但仍是受到各种各样因素制约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女性主义翻译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实践。基于对一些典型的“女性操纵”原作例子的分析，本文逐层分析证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于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化。也借此希望能为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带来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