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体制的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将经济发展战略划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两大类别，正是对贸易体制的主导地位的肯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各国向外向型贸易体制的转型，促使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伴随着贸易的急剧扩张。1979-2006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7％，而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7.2％。贸易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但也使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日渐加深。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上升到66.9％。在1994-2006年间，中国累积了10451.4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贸易顺差的贡献约占70％。巨额的贸易顺差一方面使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备受争议，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被动的货币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而且，内部经济也相应地出现了投资一消费失衡、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对外贸易在这种内外失衡的增长模式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我们亟需探索的实践问题。　　从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经济学对贸易的“价值判断”从来都是建立在增长学说的基础之上的。新增长理论已经成为增长理论的主流，技术扩散也因此成为各种研究中贸易作用于增长的主渠道。但新增长理论存在两个缺陷:制度缺失;未考虑技术创新的具体类型以及由此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贸易开放具有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功能。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首先应该将制度的作用和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嵌入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这个基础上，再分别从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贸易开放对增长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导论。本章介绍了研究主题提出的缘起和本文研究思路，并对贸易开放、经济增长模式、技术创新分化这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陈述本文的框架结构和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　　第2章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以来的发展表明，经济学对贸易的“价值判断”总是建立在增长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继续推进开放与增长主题的研究，首先应对增长理论做出发展。这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将制度的作用引入宏观增长模型:二是怎样在增长模型中体现技术创新的异质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中讨论增长的模式。　　第3章经济增长:制度的作用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本章将制度要素和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引入了增长理论。制度提供生产性活动的激励结构，其他要素的生产效力均在这个结构内得以发挥。因此，制度通过对其他要素的同质影响作用于增长，在生产函数中，它表现为一个加乘的系数;而技术决定着资本、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因此技术创新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通常是非中性的，它通过影响资本—劳动的技术替代率而改变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比例。这使得我们可以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来讨论就业、收入分配等更为广泛的问题。　　第4章贸易开放的制度变迁性质。本章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贸易开放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论证。贸易管制形成了贸易领域的租金，大量资源将被投入到对租金的竞争中，这些非生产性行为造成的资源浪费是惊人的。贸易开放有助于消除经济扭曲，增加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投入，促进经济的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开放还有利于推动内部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的形成，并为其提供制度创新的外部源泉，突破低效率制度结构对制度改善的束缚。　　第5章中国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分析视角的经验研究。本章对“贸易开放—国内制度结构变迁—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根据贸易开放的制度分析框架，本文选择反映价格扭曲的Dollar指数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对中国的贸易开放进程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经历了“进口替代—强出口导向—中性的贸易体制”的转变历程。接着，本文从贸易开放、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和政府职能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国内制度结构变迁存在高度相关性，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第6章贸易开放、国际分工与技术创新的分化。本章从技术扩散的角度对贸易开放进行了考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技术创新将在贸易和投资的作用下服从于国际分工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国际分工进入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品—工艺创新分工的新阶段。在这种分工形态下，发达国家专注于产品创新，在直接面对最终客户的产品市场上进行差异化竞争，而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工艺创新，在产品的制造市场上进行成本竞争，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心—外围”体系。以产品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通常是耗费劳动的;而以工艺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则通常是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的差异造就了厂商不同的市场行为和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7章中国的贸易体制、技术创新偏向与增长模式。本章应用第6章所得出基本结论，对中国内外失衡的增长模式的形成进行了考察。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具有内在一致性。1980-1998年间，中国强出口导向的贸易体制培育了一个面向世界制造市场的生产体系，这个生产体系的扩张是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源，而工艺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则是它的主要推动力。统计数据证明，作为世界第六大R&D经费投入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世界第二），中国取得了相当的创新产出，它推动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成本竞争优势不断增强。但这种以工艺为主的创新模式，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而压缩国内消费市场，导致企业进一步依赖出口，并通过进口中间产品，增加工艺创新投入来扩大成本优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第8章结论与展望。根据研究的结果，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保持向中性的贸易体制转变的趋势，但不能为控制顺差而频繁采取反出口措施。出口企业投资的增长形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在它的影响下，对出口的调节将是缓慢的过程，如果反出口措施给企业带来的政策性成本超过了这个临界点，将导致出口企业的大面积经营困难，这对经济的稳定是不利的;第二，调整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和产业政策，鼓励已经取得制造优势的产业（如玩具、服装、家电）积极进入直接面对客户的产品市场，通过产品创新来获取差异化竞争的能力，而不是一味推动生产结构向高科技产业转移，以避免高科技产业在工艺创新的推动下成为下一个玩具业或家电业;第三，调整外资引进政策，将资本积累的重点由吸收外来直接投资转向动员本国资本，将技术引进的重点由生产工序转向产品开发，同时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通过跨国并购等多种手段提升产品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