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儒家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作为东西方伦理文化的传统，曾在历史上大放异彩，深刻影响了东西方社会的发展。当人类步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及现代性的道德危机面前，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东方儒家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未来走向与命运，反思二者的现代价值，批判它们的时代局限，整合其合理的思想资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寻求伦理文化的支持与动力。 东方儒家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主要涵盖三个层面：(1)儒家心性伦理。(2)儒家政治伦理。(3)儒家世俗伦理。东方儒家伦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先秦儒家伦理。(2)汉代至唐代时期的经学儒家伦理。(3)宋元明清时期的理学儒家伦理。(4)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近代儒家伦理。(5)现代新儒家伦理。东方儒家伦理坚持义务本位的价值模式，主要体现在：(1)义务本位的政治伦理观。(2)义务本位的社会伦理观。(3)义务本位的道德修养观。 西方权利伦理的发展源远流长，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权利伦理是对正当的确证，是人们行使权利的行为规范，目的是尊重和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要深刻把握权利伦理的本质，我们必须明晰权利与道德、权利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西方权利伦理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古希腊权利思想萌芽阶段。(2)西方近代社会权利伦理初步创立阶段。(3)当代西方权利伦理成熟与完善阶段。西方权利伦理坚持权利本位的价值模式，其现代价值主要有:(1)道德价值。(2)自由价值。 (3)正义价值。 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多重维度考量东方儒家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分殊体现在:第一，哲学基础不同。东方儒家伦理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西方权利伦理以“天人相分”为基础。第二，人性预设不同。东方儒家伦理以人性善为出发点，几千年来主要通过道德教化、社会舆论、忠恕之道来维持社会秩序。西方权利伦理以人性恶为出发点，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界定个人的权利，解决利益的冲突。第三，道德正当性论证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是一种美德伦理，道德正当性就在于个体对家族、国家、社会履行相应的义务;而西方权利伦理的道德正当性恰恰在于国家和社会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第四，社会治理模式不同。东方儒家伦理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社会，倡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礼治、德治;西方权利伦理以正义社会作为理想的社会状态，主张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依法治国。但是，东方儒家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作为文化传统，总有着相通之处和一般共性。儒家伦理的民本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权利思想，与西方权利伦理具有一定的相通意义。西方权利伦理在日渐成熟的过程中接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对义务的诉求成为对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纠偏的必要条件。二者的整合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以一种普世伦理的视野审视东方儒家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整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为其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人类的“共同利益”呼唤伦理一致性的出现。东西方伦理传统迫切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整合革除各自的时代局限性，就其各自的伦理精华加以融合汇通。但二者的整合还存在诸多障碍，主要有:(1)文化霸权主义的障碍。(2)民族主义的障碍。(3)诸多现实障碍。为克服整合的障碍，必须坚持如下原则:(1)“和而不同”的原则。(2)平等对话的原则。(3)宽容相处的原则。 东方儒家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整合，是人性与理性的相互结合，美德与伦理的相互印证，是回应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普遍正当性、市场经济普遍合理性以及民主政治普遍合法性要求而提出的崭新课题，它将在传统与现代、社会道义与个人目的、美德与权利之间，谋划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以实现重塑全球化意识与现代精神的文化使命。东西方伦理传统的有机整合将在宏观与微观、综合与解析的双重层面上展开，其整合机制是:(1)二者核心道德理念的整合，即权利与义务的整合。(2)价值取向的整合，’即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整合。(3)道义与功利的整合，即美德伦理与功利伦理的整合。(4)社会治理模式的整合，即德治与法治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