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金融模型都建立在理性预期范式下。这种范式中的经济主体对复杂经济过程的规律有着超乎其学识、经历、境遇的理性又正确的感知，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出入。本文认为，国际金融模型应建立在跨文化行为主体(个体、企业及国家)的价值观、感知及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地解构文化，分析多层次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感知，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资本流动中文化差异对各类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前两章首先通过界定“国家文化”及“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划定文章的讨论范围。“文化”本身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宽广架构，更是潜移默化中对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心理编程。如何在纵横交错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一窥文化差异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本文首先关注的问题。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文化的概念抽丝剥茧，分离出可以量化的部分，亦需要谨慎地探究文化差异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不同方向和强度的效用；更要将这些问题与不同层级、不同内容的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并寻找恰当的预测方式及回归模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Hofstede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使文化之核心---价值观得到了量化及应用，其效度及普适性也得到了诸多验证。本文将文化价值观维度作为文化差异衡量的主要方式，以国家文化熟悉度、管理者感知文化差异作为辅助，探讨国家文化差异对经济结果的相关性及影响。
　　第三章首先细述了将国家文化差异纳入经济学模型建立本文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结合文献详述文化差异对不同资本流动及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描述文化对经济结果循序渐进的作用机制，论证文化与金融研究结合的适用性，分层次梳理国家文化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路径。
　　所谓“见微知著”。文化最微观、最基本的载体单元是人，行为人通过自身的文化视角感知世界，并依此行事。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谈，从事金融资产跨境转移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决策主体是企业管理者。作为文化及公司行为的载体，管理者基于学习的跨文化经历形成了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的独特感知，继而塑造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跨境发展意义的管理认知，并成为其制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的依据。第四章将董事会跨文化经历作为企业对文化差异感知的代理变量，利用Logit及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企业董事会整体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与公司海外并购持股份额的相关性。
　　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业界及学界“谈文化差异色变”的负面刻板印象。在实操过程中，文化差异不仅仅是信息摩擦、潜在交易成本的“罪魁祸首”，亦是促进创新协同，多元化发展的“肱骨之臣”。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组织行为学的“开发-探索”视角出发，意图为“积极跨文化研究”进路增添经验证明。本文将中国企业从2005-2018年对60个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数据汇总为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单边动态引力模型，以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址决策的影响为例，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估计及D-K修正标准误，探讨文化距离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及流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总体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呈U型的特征，各文化维度差异对于区位选择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致。进一步的分组结果表明，文化距离的U型效应在中国企业对OECD国家的投资中体现较为明显，而对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呈负相关。
　　在前两章的实证研究中，文化差异影响的效度及稳健性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支撑。在第五章中，我们将视域拓展至宏观的国际双边资本流动。受限于数据及方法，将文化差异引入分析模型的进路人迹罕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多种形式的跨国投资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国际资本流的组成，探讨文化差异在不同语境下与各影响因素的互动与耦合。文化差异对于不同资本流动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研究资本双向流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层次不同经济主体面临的信息摩擦的本质，以及跨国资本市场的构成，探求文化差异对于双边的整体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以期加深和拓展研究者对文化差异与动态的金融资产跨境配置结构变动的相关性的理解。本文依托跨境资本流量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并基于两步的稳健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文化熟悉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具有积极影响，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而与国际证券投资呈正相关，正式制度对于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影响具有缓解作用。与之相呼应的是，文化距离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非OECD国家较明显，而在OECD国家则不明显。总体而言，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证券投资对直接投资之比具有正面影响，说明国家对于文化距离遥远的东道国，仍偏向于承诺程度更低的非实物资产投资。
　　最后，基于对以上分析及研究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对于未来该领域发展，以及针对目前中国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