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所持有的是一种兼融文、史、哲诸体著作的杂文学观念,他们对文学的一些普遍性要求与认知往往会体现在诗、史、赋、骚等各体作品的读解与创作当中,其中尤以诗、史观念的融通与互动为显著特色。诗史会通构成汉代独特的文学风貌,论文主体部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风貌进行了揭示。第一章从文体的角度进行考查。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指出,诗史同源是文艺最初阶段的普遍性特点,汉代的文艺思想仍然保留了这种古老的诗史同源的痕迹。从诗的角度看,汉人对《诗经》进行了系统的历史化的解释,几乎每一首诗歌都与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关,诗与史合二为一。从史的角度看,汉人对《春秋》的解释,以及《史记》、《汉书》两部历史著作的创制都特别强调了史的“言志”功能,而“言志”功能一般认为是诗体文学的专属。第二章从表现手法的角度进行考查。先秦时期士人阶层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言论比较自由,汉代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使士人阶层的言论受到诸多限制。这种政治遭遇反映在文学观念中,便是特别推崇一种间接的迂回的表达方式,诗学体现在“比兴”、“主文而谲谏”、“温柔敦厚”等几个代表性的命题当中,史学体现在“春秋笔法”、“太史公笔法”等写作手法的归纳与运用当中。反映在诗、史观念中的这些表现手法所强调的都是言语层与意义层的适当分离。第三章从文与道的关系角度进行考查。汉代独尊儒术,儒学观念全面渗入士人阶层的文学生活,诗、史的读解与创作可以视为他们表达儒学思想的两种不同方式,方式不同而实质为一。在“道”的层面,诗与史有许多互动,这主要体现在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的环节。一个历史故事可以以“诗曰”作结,而一首古诗也同样可以演绎成一个情节曲折、字数可观的历史故事,这正得益于诗与史都是儒学思想的载体。结语部分探讨了汉代诗史会通的文化意义。面对君主权力的膨胀,汉人试图建构儒家意识形态来加以限制,以诗为谏,以史为鉴,诗与史都属于汉人文化话语权的范畴,历史话语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汉人由此奠定的思想与政治的格局,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