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开始涉及到影响翻译的种种因素,如:出版政策,赞助人,文学规范,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等等。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着眼点在于从性别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也就是说,它强调男女译者的性别差异并试图揭开这种性别差异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划分,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社会性别则由社会、文化因素后天塑造而成。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第二性”或从属地位正是这种社会性别差异的体现。翻译,如同女性一样,在文学历史中一度处于边缘地位。二者如此相同的境遇不得不激起我们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受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国内对这方面的关注很少,起步也较晚。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女性译者和她们译著的研究非常有限。已有研究以性别作为出发点的更是微乎其微。尽管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对译者因性别因素而导致的译文差异的关注却远远不够。因此,有必要对此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本文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做个概述,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选取五部英文原著及其国内相应的男女译者的译著作为研究数据,依次进行分层抽样对比。作者力求以小见大,分析男女译者译著之差异,总结成因,并最终得出中国女性译者的译著特征。本研究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包括研究意义、目的、研究的必要性及其研究范围。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作者主要回顾了两方面的内容:1、国内外对女性主义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其中包括女性和翻译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及性别与翻译的隐喻研究;2、国内外对女性主义译者及译著的研究。第三部分是理论框架,作者选用的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指导,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女性主义的语言观及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实质是:在译文中让女性的声音能够被听见,让女性的身影能够被看到。女权主义的代表之一芙洛图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操纵的工具。”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增补、劫持、加前言和脚注。当然,创造新词、署名等也是为了标榜译者可见性的手段。第四部分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也是男女译著具体对比分析的一个细化展现过程。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五部英文原著(Jane Eyre,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Wuthering Height, Vanity Fair andThe Color Purple)及其国内相应的男女译者的译著(包括吴均燮和祝庆英译的《简·爱》、吴笛和黄宪芳译的《德伯家的苔丝》、方平和杨苡译的《呼啸山庄》、彭长江和杨必译的《名利场》及杨仁敬和陶洁译的《紫色》)。采用分层抽样的办法,即为每一层选择适合该层的部分文本,进行分类、统计、对比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即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语言层面又包括词汇的选择、句型结构和语篇的连贯与衔接三个方面;而非语言层面包括性别意识、创造性叛逆、语气、委婉语的使用、情感的解读、审美取向及生理词汇的应用七个方面。第五部分是结论。通过对男女译者译著之对比分析,作者发现,总体来说,受女性语言本身特点的制约及中国传统翻译标准的影响,中国女性译者较男性译者的译文更正式、更规范。也更保守。但同时,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对中国女性译者的译文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性别差异的敏感性致使女性译者的译文中处处体现性别意识。在不背离原文的情况下,女性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字、词、句、篇章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女性译者对语气的把握更准确,对委婉语的使用频率更高,更注重解读主人公的内心情感,更善于开发生理词汇,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这些特征除译者自身的个体差异及女性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决定外,还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性别与翻译的结合,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点,无疑为今后的女性研究及翻译实践提供了新视角,并为女性译者及其译著研究提供素材。其目的是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女性,关注女性译者及其译作,关注性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