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礼为乐之主,乐为礼之辅。而乐,其实亦即是诗乐。例如,《郑风·子矜》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这里的“诗乐”即代指“乐”。诗乐是诗与乐的统一体,它在礼乐制度下应运而生。所以,只有在礼乐文化的背景之下,诗乐的运用及其具体内涵才能得到客观、全面的揭示。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诗与乐合为一体。而春秋以后,随着“礼崩乐坏”的出现,各级贵族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僭越礼制的行为。因此,礼乐相配的局面开始解体,而诗乐也不断地进行分离,走向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孔子痛感礼乐的衰落,希望力挽狂澜,复兴与重建周公时代的礼乐文化。因此,一方面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又创办私学,广招弟子,使王室掌管的文化教育不断走向民间。梁启超说,三代之前以教为学,而春秋战国之后以学为教。孔子正是这两种教学方式的转型人物。孔子热爱传统文化,述而不作,整理《诗》、《书》、《礼》、《乐》等经典文献,并传授给弟子,使教学内容从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逐渐转变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六经”,从而使王官文化转向了士人文化。在传统文化的整理与传播之中,孔子希望用艺术的方式实现政治的理想。诗乐作为孔子学术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一种道德的艺术。用诗乐可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实现社会人生的理想。换言之,诗乐是孔子践行自己学术理想的重要手段。孔子学术的发展历程是起始于礼学,发展于仁学,成熟于易学。而孔子的诗乐思想是在礼学的引导下,积极发挥诗乐的作用,提高自己的修养,并逐渐使之成为一种由外而内的仁德。但仁德作为一种人道,依然要与天道相统一。所以,用诗乐修养仁德之时,还应当有志于天道的推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理想。所以说,孔子的诗乐思想就是要在易学指导下,以神道设教,努力推行“仁”学,做到“克己复礼”。“仁”的高度就是诗乐的高度,“仁”的境界就是诗乐的境界。诗乐就是实行“克己复礼”的有效途径。作为礼乐的伴生物,诗乐是为礼的仪式而演奏的,它往往通过乐悬来演奏。所谓乐悬,从本义来讲,就是钟、磬、鼓悬挂在簨簴上,组成一种诗乐演奏的乐器。从引申义来看,各种可以悬挂与不可悬挂的乐器,以及演奏乐器的众多乐工,共同组成了礼乐制度下的乐悬。乐悬有等级之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分别享用宫悬、轩悬、判悬和特悬。乐悬大致相当于当今的乐队。乐悬的演奏分为五个步骤:金奏、乐工升歌(清唱)、笙奏、间歌和合乐。在乡饮酒礼、燕礼、射礼和大射礼等礼仪活动中,诗乐都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诗乐演奏过程中,礼仪得到了更好地表现。参与者通过诗乐的演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和可以怨。孔子对于“兴”的范畴进行了拓展。可以观,可以群,是因为诗乐具有可以观和可以群的特点,才使视听者可以观礼、观乐,以及群居相切磋。因为,诗乐演奏的过程虽然可以诉诸听觉,但更是诉诸视觉。演奏时,乐队颇为壮观。之后,乐工与观礼者彼此可以言谈、可以道古,进行交流、学习。诗乐演奏一遍就是一终,或称之为一成。所谓集大成,就是以诗乐演奏为比喻。在礼仪的一次完整演奏中,都是始于金声而终于玉振,诗乐演奏若干成,统称之为集大成。金声,即是金奏,指镈钟的敲击。玉振,即是击磬,指编磬的敲击。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既是礼乐进行的一个完整过程,同时又是人生受教育的一个整体阶段。因为,春秋时期以前,教育是按照诗教、礼教和乐教三个过程来设置的。《郭店楚墓竹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亲此多也,密此多也,美此多也。道无止。”这表明,诗教、礼教和乐教依次展开,循序渐进。当然,孔子这番话还包含着人生修养的渐进过程。可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通过一次礼乐的动态过程,人生的教育阶段,上升为人生或整个社会的道德修养。孔子诗乐思想不仅内涵丰富,其品格也非常鲜明,具体包括:神道设教与道德一体、观其德义与据仁游艺、文质彬彬与尽善尽美、情理相融和知行合一等若干方面。孔子用鬼神之道来教化民众。这种神道与人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要求在天命的感召下,完成人类的事业。也正是由于追求道与德的统一,孔子解释诗乐往往从德义角度入手,依据于仁而悠游于艺。但仅仅游于艺是不够的,还要注重艺术深层的本质,即礼、仁。礼者,履也,理也。乐者,乐也,情也。因此,诗乐还要讲究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做到情理适中、知行(履)一体。就诗乐而言,孔子更加重视“乐”。乐与声、音三者虽然相通,但区别亦明显。“声”为声响,动于感官。“音”乃旋律之声,达于心智。而“乐”则为德之音,通乎伦理。故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所以说,孔子热爱“乐”,不仅因为“乐”之境界高于“诗”,而更为重要的是“乐”乃德之音。德音之“乐”是社会和谐的最佳体现,是快乐的一种象征。孔子把文化现象(乐,yuè)与审美体验(乐,lè)进行了巧妙而创造性的对接。具体而言表现为,孔子受《周易》“三乐”(乐业安居、乐观自信和乐善好施)精神之影响,把快乐之乐与音乐之“乐”融会贯通,从而使“乐”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乐者,乐也”的思想也应运而生。这就意味着把艺术演奏转变为一种审美享受、道德修养。因此,诗乐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道德的载体。诗乐之“乐”,之所以能够使人快乐,就是因为它是道德的艺术。孔子的人生就是道德艺术的人生,孔子的理想就是构建一个道德艺术盛行的社会。这样的人生和社会,就是“乐者,乐也”的诗意境界。因此,孔子在为何而乐、如何而乐、乐在何处的哲学思考中,为后人构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人是一种诗乐的存在。孔子诗乐思想影响深远。在古代,主要表现在理论著述和朝廷用乐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由于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崇高地位,其诗乐思想在后世的传承之中形成了艺术思想的主流,其线路可谓显而易见:孔子→《乐记》→《乐论》→《毛诗序》→《诗谱序》→《毛诗正义》→《诗集传》,等等。在朝廷用乐方面,历代统治者除了在祭祀宴飨等礼仪之中演奏诗乐以外,还专门设有管理诗乐之机构。因此,朝廷用乐有规定,而各级官吏用乐也很有讲究。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统治者可能会因地制宜地自制诗乐。另外,在历代,都存在着一些官吏自作主张地僭用礼乐的现象。这固然促进了艺术的发展,但却影响了诗乐的传承。在当今,孔子诗乐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即:礼乐传家,门风优美;引领大众,品位为上;德音为首,兼顾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