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是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它涉及法规政策、土地权属、拆迁补偿安置、文化传承等诸多问题。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很多旧城镇、旧厂房和旧村居与所在城市的人文景观、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上的不协调,城市发展进步受到制约。本课题的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改善人居环境,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论文的主要成果包括:1、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界定城市更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居民和开发商。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以上三者的两两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得出政府与居民博弈的重点在于拆迁补偿R_b1,这是政府财政所能承担的受力点;政府与开发商博弈的均衡点是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开发强度能否使开发商的收益高于行业平均利润T;居民和开发商的博弈均衡点在于居民对开发商进行监督,开发商循规改造。通过构建三者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三种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城市更新模式:（1）政府主导完成的G-R-D模式,可分解为G子模式和G-R子模式;（2）政府提供政策,居民主导完成的R-G-D模式;（3）政府提供政策,居民支持配合,开发商主导完成的D-G-R模式。2、探讨了城市更新综合效益评价的内涵,设计协调效益和发展效益两个评价体系来综合评价城市更新的综合效益,其中协调效益体系包括政府效益、居民效益和开发商效益,发展效益体系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确定3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综合效益评价影响因子。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三种城市更新模式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3、使用熵值法计算评价体系下的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指标权重,得出协调效益评价体系的准则层中,居民效益权重（0.386）最大,政府效益权重（0.343）次之,开发商效益权重（0.271）最低,利益相关者的权重排位反映了城市更新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居民效益,关注民生、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发展效益评价体系中,社会效益权重（0.385）最高,环境效益权重（0.352）次之,经济效益权重（0.263）最低,这与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一致,不唯经济发展,重点关注社会和环境的统筹发展。然后,构建了基于熵权的城市更新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和评价图,以及基于改进雷达图法的城市更新综合效益计算模型。4、选择R-G-D模式的猎德村、D-G-R模式的琶洲村和G-R-D模式的杨箕村三个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相关理论方法的正确性和适用性。应用模糊数学方法对三个案例进行模糊评价,评价结果分别是猎德村为7.603（良好）,琶洲村为7.250（良好）,杨箕村为6.904（一般）,与实际情况比较相符。结合城市更新综合效益评价图显示三个项目的综合效益都是属于基本效益弱协调发展项目。通过综合效益计算模型得出三个案例的综合效益值,对比分析可知,猎德村改造综合效益值最高,表明通过政府代为土地拍卖,获取改造资金,以村民为主导进行自治的R-G-D模式比政府以行政手段主导的模式和由开发商提供资金并主导的模式更能平衡各方的利益,综合效益也更高。城市更新的目标具有多维性,其综合效益评价既要从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发展目标要素中评价,也要从利益相关者政府、居民、开发商的利益协调角度评价。民生、生态、文化、经济是城市更新综合效益的核心内容,社会民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是评价体系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是城市更新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对于城市更新,要综合考虑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协调统一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可以参考评价要素多视角对城市更新方案进行全面考量,并通过综合效益计算方法量化综合效益,选择综合效益最优的改造方案,力臻达到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