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继白银时代之后俄罗斯文学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复兴”。这是一个被革命推入高速运转轨道的年代，发生在其中的文学现象大都具有急剧转换和融合互渗的特征，表现在艺术创作在种类和体裁上的更新、艺术形式的层出不穷以及艺术家创作观点的进步等等。　　位于这一股强劲的文学实验飓风中心的是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他们在小说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反映了当时文学进程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也指引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这一文学团体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解冻”和“停滞”时期）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其参与者当中几乎没有被打入冷宫的作家（除了在一段时间内被禁的左琴科以外），成员们都是当时受欢迎的苏联作家，尊重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传统，并在作品中试图将其与新的形式和题材相融合。这就直接导致解冻时期恢复作家名誉、拓宽对二十年代文学进程认知的浪潮没有覆盖到谢拉皮翁兄弟——事实上没有一个成员的声誉被恢复，他们早期的小说作品仍处于未发表的状态。谢拉皮翁兄弟引起关注是随着近几十年来对苏联文学看法的改变而出现的，即不再将其看作是一场文化浩劫，而看作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如此一来，谢拉皮翁兄弟得以发生发展的文学史背景就有了一个较为公允的整体观景，以往遭到忽略的细节也一一浮出水面。　　本论文以俄罗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进程中的两大趋势——体裁转型和思潮变更——为主线，选取小说作家卡维林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实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将其放置于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创作整体中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历史批评、艺术本体批评和接受反应批评相结合的方法，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包括卡维林在内的谢拉皮翁兄弟二十年代的实验性创作，并对其中与主流文学问题相呼应的诗学特征予以了较为深入的阐释，旨在建立作家、团体与时代之间关系的嵌套式模型，从而为理解和复现相类似的文学现象提供一个可行性方案。　　本论文主体部分围绕“传承与革新”的主题，从传承的历史语境、传承的文学密码以及革新的理论准备、革新的艺术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对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二十年代的文学探索做了较为完整而深入的分析，重点在于最大限度地揭示文学实验表象下盘根错节的源流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能性后果。“谢拉皮翁兄弟”文学传承的历史语境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转型，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呈现出“过渡性”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以镜像的方式反映在该文学团体的组织结构和创作实践上，为成员们日后的文学探索奠定了基调。除了受到文学进程本身的影响，来自遥远和切近年代的和声也为他们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些文学前辈包括俄国浪漫主义中篇小说的始祖奥陀耶夫斯基，根植于俄国民间文学土壤的象征派作家列米佐夫以及站立在现实主义（大地）与象征主义（天空）之间的“异教者”扎米亚京。在历史语境和文学密码的双重作用下，“谢拉皮翁兄弟”在小说领域的探索呈现出明显的幻想性特征，希冀通过幻想故事的创作一方面使得自由创作的权利回到作者手中，另一方面达成在文学领域重建新秩序的目的。幻想题材与中小型叙事体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结合以及俄罗斯本土科幻故事同传统民间故事之间的渊源关系规定了这一幻想性特征的表现形式和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文学革新的前奏。革新的理论准备与革新的艺术实践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两个部分不是被刻意割裂开来，就是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事实上，革新的基本问题并不在于理论准备或者创作实践是否充分，而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论对实践起到的是阻碍还是促进作用？实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贯彻了理论？实践是否也具有理论化的反向过程？将这些问题放置于人物的框架内讨论是本论文的创新性尝试：在具有代表性的成员卡维林的文学实验中，理论与实践通常是一致的、不相矛盾的，革新的问题在此处突出表现为“如何在继承的过程中实现突破”，不论是奥陀耶夫斯基的人偶主题、炼金术主题，还是扎米亚京的“综合主义”理论都在卡维林处得到了重新诠释，《匪巢末日》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则体现了革新的最终意义——实践理论化的反向过程。与此相对应，如果从整体上看待“谢拉皮翁兄弟”在二十年代的文学探索，则会发现很多情况下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性，突出表现在装饰散文与情节小说、去自传化写作与作者身份的确立这两组常量的对立上，此时革新的问题隐含在“实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贯彻了理论”这一问题中。　　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望苏联文学的历史，那些在当时炽热的气氛中摇旗呐喊、响声震天的文学流派和团体，如今大多都变成了短短几行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名称，而既没有宣言，也没有口号的“谢拉皮翁兄弟”却将他们最鲜活的容貌保存在了体裁、风格各异的作品中——随着每一次阅读而重获生命。费定曾在《高尔基在我们中间》(1943)一文中大胆预言：“在文学史上‘谢拉皮翁兄弟’绝不会默默无闻地被忽略过去”，这一段话在当时竟被指责为“很成问题，毫无根据”。现在看来，这一论断绝非毫无根据：该文学团体在二十年代所进行的文学探索不仅对同时期的作家（如：奥列申、列昂诺夫、布尔加科夫、巴甫连科等）产生了震荡作用，令他们或是靠拢，或是受其影响；也为之后的叙事体裁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蓝本，预示着下一个与抒情诗分庭抗礼的小说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