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伴随着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变换演进而发展，在二战之后，新一轮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趋于繁荣，尤其是在传统的国际体系核心的欧洲发生根本的巨变，欧洲国家寻求合作并开始一体化进程，从此地区一体化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程之一。与之相应的是，各种理论开始理解并解释这一议程，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还包括各种中层理论与后实证主义理论。　　 步入21世纪，欧洲一体化程度继续深化，其间也存在诸多争论，质疑充斥着欧洲政治安全合作，然而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的历次政府间会议，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断完善，通过制度与政策层面的落实与实践，欧盟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开始发挥其影响力，以其独特的方式与国际社会互动。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俄罗斯、欧盟(E3)、中国在该议题上分歧不断，然后欧盟以英法德三国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组成的一方，与伊朗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并解决了伊朗核危机，而且塑造了其欧盟统一的国际行为体身份。文章试图外交政策分析视角来洞悉欧盟在伊朗核危机中的决策过程，通过分析多层行为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即成员国层面（理事会）、超国家层面（委员会）和次国家层面（民意和媒体），这三个层面作用于决策结果，并对决策结果进行评估。文章最后总结出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特征——多层次的互动、身份的塑造性及群体决策性。　　 通过追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检验欧盟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外交政策制定，根据乔治和麦克思，过程追踪并不是仅仅依赖变量间的比较，并且通过条件转化为结果来解释决策过程，从而将历史性的描述转化为分析解释。而本文立足于两者的互动——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动态性，这种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既突破了先前单向度的强调施动者或者结构的作用，又突破了理性主义视角下的政策制定过程，加入观念、身份等变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