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黄河大合唱》等诗歌、歌词的创作使张光年的诗人身份得以确认。张光年也是一位具有丰富的文学批评经验的文艺理论家,在当代中国的文学体制内,长期担任文艺工作岗位的领导职务。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直到新时期文艺的复苏发展,张光年一直都处于文艺工作的第一线,他的文学活动和文艺思想的建构过程,可以折射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艰辛历程。张光年的文艺思想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体制和文艺政策的范畴内建构,其中有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延座讲话》的创造性解读和开拓,本质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诚然,张光年的文艺思想是其自觉的理论探求,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指导意义,然而在叙述中仍有难以摆脱的时代局限,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历史具体性。以张光年一生中几经起伏的文学道路为背景,从建国前文艺思想的萌芽、“十七年”时期的反复求索、直到新时期理论体系的渐进成熟,以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解读来品评不同阶段的文艺评论文章。聚焦张光年文艺思想建构的复杂过程,窥探其思想的初建、形成、反拨、完善的曲折嬗变之路。本论文从“人民文学”、“现实主义”、“民族形式”三个主题来归纳张光年的文艺思想,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文学是“人学”,其表现对象是人,呈现人类的生命状态和生存境遇。张光年的文学活动中,始终关注人的表现,坚持发展人民文艺。在其文艺思想中,“人民”概念萌生于抗战文艺运动,建国后自觉地贴近“工农兵文学”,历经文革的沉重反思和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人民文学”复苏与重建并得以真正成型。第二部分,现实主义是实现人民文艺的重要途径,现实主义是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潮。张光年的“现实主义”经历“反复”的体认过程：抗战文艺中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十七年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创作题材和艺术典型的关照,乃至《文艺辩论集》表征的时代局限,表现出特定时代的政治对文学的规约；新时期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复归。第三部分,1940年代,张光年即对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利用大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才能真正体现文艺的人民性。对民间形式的肯定与借鉴,强调文艺传统的承继,是张光年努力贴近大众、汲取民族文化资源的主要方式,也是其一以贯之的文学态度。本论题以张光年为个案研究,在整体性关照的前提下探究其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张光年文艺思想的得失,表征着时代的局限与矛盾,反映出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性与复杂性,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同时亦欲填补文学史叙述的某些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