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Facebook案的出现,不仅印证了数据收集行为对市场竞争存在重要影响,更是意味着反垄断法对数据收集行为已然产生现实关切。作为数据保护规则与反垄断法衔接适用的第一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处罚决定引起了大量争议。一是行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收集的数据是否应受保护;二是反垄断法能否规制以及如何规制数据收集行为;三是在反垄断法规制框架中能够适用以及如何衔接适用数据保护规则,这些问题都对反垄断执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收集整理司法案例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归纳数据收集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进而探究反垄断法适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成为反垄断法规制数据不当收集行为的前提。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强制及过度收集行为和数据型企业合并行为这两类实践中常见的数据不当收集行为,应当适用反垄断法规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前者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后者属于经营者集中行为,必须总结反垄断法规制两类行为的共性,分析归纳不同学说观点,在传统分析框架中引入数据特性,以应对数据相关市场给反垄断法实施违法性认定分析模式带来的挑战。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典型性的垄断化行为,但经过优化调整的传统分析模式仍对反垄断执法实践具有适用价值。因此,如何调整相关市场界定的测量方法、如何重新解读认定市场力量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行为的竞争损害分析中结合数据特性与数据保护规则进而重构适用空间,成为优化分析模式应当聚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