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杨洁篪部长于2008年10月在中央党校作的题为“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人文外交”这一概念，但我国人文交流的实践却历史悠久，始于丝绸之路，辉煌于郑和下西洋。事实上，我国人文外交继承了“民惟邦本”、“协和万邦”等传统人文思想，并推动了“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形成；既符合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理论、文明对话理论及国家软实力理论的现实需要，也为提升我国话语权、创新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2009年，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提出“四个力”的外交目标，亦即“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及“道义感召力”，成为拓展人文外交作用空间的行动指南。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强调要弘扬中国优秀文化、扎实推进人文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因此，开展人文外交不仅有助于传播我国“和合”文化传统、和平发展道路及“和谐世界”理念，更凸显其对我国总体外交的基础和引领作用。事实证明，官方的高层互访和民间的友好往来为新中国对沙特、以色列人文外交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力的保障。本文在对人文外交及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阐释其与我国传统和平外交思想的联系，并以中沙、中以人文外交为切入点，梳理我国同沙特、以色列人文交流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特征，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从我国人文外交理论构建与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来解析新中国对沙特、以色列人文外交的主要成就与不足。本文又通过国家、区域、国际三个层面着重分析我国对沙特、以色列人文外交差异之成因，进而总结了我国对沙特、以色列人文外交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机遇，以探讨我国人文外交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中东人文外交做学理性思考。